因为有偌大的齐国而不死于非命，田单并不因为只有一座即墨城而不立大功。所以说，一个国家要灭亡，即使国家再大也无法挽回灭亡的命运；反之一个国家实施王，即使国家再小也不可轻视它的变化发展。由此看来，国家的生存取决于得，而不取决于土地面积的广大；国家的灭亡取决于失，而不取决于土地面积的狭窄。《诗经》上说：“天帝顾视西方岐山，这里周人居住最适宜。”这是说连上天也要将气数已尽的殷王朝抛弃而转向周朝。所以国的国君只追求对领土的扩张而不谋求施行仁义，只追逐提自己的权位而不谋求实施德，这就是抛弃了国家赖以生存的据而制造了国家走向灭亡的条件。所以到夏桀被关押在南巢时，还不能否定过去的所作所为，而只是后悔当初没有在夏台将汤杀死；殷纣王被围困在宣室，也不知反省过去所的坏事，而只是后悔没有将周文王杀死在羑里。假如这两位君王能在势力大之时，实施或遵循仁义之，那么商汤、周武弥补自己的过错都来不及，哪还有功夫图谋什么！反之，如果上日月星辰的光明，下失民众之心，即使没有商汤、周武王，谁个不能夺取天下呢？现在夏桀、殷纣王非但不审察自己上的责任，还反而防备别人夺取天下。天下不是只有一个商汤和周武王，杀掉了商汤和周武王，还必有人接踵而起，继承他们的事业。况且商汤、周武王之所以在弱下地位而最终称王于天下，是在于他们手中有义。夏桀、殷纣王之所以在势地位而最终天下被人夺取，是在于他们无。今天有人不效仿采纳前人之所以称王于天下的经验，反而变本加厉地增加可能导致自己灭亡的因素，这实际上是在走向灭亡。

武王消灭殷王朝后，想在太行山上修建殿，周公上说：“不可。这太行山区是固险阻之地，如果我们能够实施德政，那么天下各地来朝拜贡的人就要走很多迂回曲折的路，不利于他们前来；如果我们实施暴政，那么就使讨伐我们的正义之师难以完成他们的使命。”这就是周王朝延续三十六代而不被侵夺的本原因。而周公也真可谓是一个能正确理盈满而不覆的人。

以前，《周书》上有这样几句话：“经典之言，为臣下采用；权变之言，为君王采用。这经典之言说的是正常的理；而权变之言说的是权变的理。”这些关乎到国家的生存灭亡的学问，只有君圣人才知权变的理。说话一定要恪守信用，约定的事一定要履行约言并付诸行动，这是天下公认的尚品行。直躬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直躬检举证实了父亲的偷盗行为；尾生和一女相约在桥下见面，但女失约，而尾生为了守信约，站在桥下任上涨的河淹死。正是直躬为正直而检举父亲、尾生为守信而被河淹死，他们虽然正直和守信，但又有谁来推崇看重他们的行为？作战中伪造命令、假传军令，这是错误中最大的一。但秦穆公发兵偷袭郑国时，经过东周向东发，郑国的商人弦恰往西去贩，在途中碰到了秦军，于是弦假托郑国君的命令，用十二犒劳秦军、礼待秦军，使秦军以为郑国已知这次偷袭计划而不敢贸然前，只得撤退，从而保存了郑国，使之不至于沦为秦国的“民地”所以说，当急事情来临的时候，你不知权变，忠厚老实，反而会酿成大错，而像弦那样欺诈一下倒能立下大功。什么叫失礼却反有大功劳？过去楚恭王在鄢陵与晋国战，被晋将吕瞡伤睛后被俘，这时楚国的潘尪、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冒死冲敌军中将恭王抢；而这时的恭王已吓得在地上失去威仪，黄衰微为使恭王不失去君王的威仪，情急之中狠踢恭王一脚，恭王猛然清醒，并被黄衰微的失礼行为所激怒，挣脱了众人的搀扶而站立起来，于是四大夫簇拥着恭王上了战车逃了回来。还有，以前的苍吾绕娶了个漂亮的妻，就将妻让给了兄长哥哥。这“兄”方法和上“忠君”的法在通常的情况下是行不通的。但是知权变的圣人就能据事情实际情况，能随之伸缩俯仰，没有一定的可不可的框框，时而屈曲时而伸展。当应该柔弱时，他就柔弱得像蒲苇一样，但他这柔弱并不是慑于威势；而当应该刚猛毅时，他就刚猛毅得能气冲云天，但他这刚猛毅也绝对不是狂妄骄暴。他的这两态度均是为了应对时势的变化。

通常情况下，君臣相见，臣屈膝下拜，这是为了表示尊敬和遵守君臣之礼；而到特殊情况下（如恭王面临祸患时），黄衰微抬踢君王的，天下人就不必非议他了。因此，真正有忠心的人，礼法是不能阻止他尽忠的。孝侍奉父亲，真正是到神情和悦，态谦卑，为父亲穿衣系带、提鞋穿鞋；但一旦碰到父亲溺的时候，他为了救父亲命，顾不了这么多，就直接揪住父亲的发将其拉上岸来，这揪发拉就不能算骄横侮辱父亲，他实在是为了救父亲命。所以这将溺父亲揪发拉上岸和祭奠亡父时称父为“君”是一样的，是情势所迫不得不这样。这也就是“权变”的地方。所以孔说：“可以在一起学习的人，不一定可以一同获得真理；可以一同获得真理的，不一定可以一起建功立业；可以一起建功立业的，不一定可以一样知通达权变。”通达、运用权变，只有圣人才有的独到胆识。所以先逆境而后顺遂合意的，叫懂得权变；反之先是一切顺利而后接连不断的倒霉的，叫不懂得权变。不知权变的，好事也会被他坏。所以礼仪形式就像果实之一样，是人为的修饰，当人们在急困窘的情况下，这礼仪形式是一都没用的。所以圣人只是将礼仪形式用于一般的人际往，而以实际的态度来该怎样就怎样的事，不拘泥于条条框框，不凝固呆板，所以是失败的事少，成功的事多，政令通行于天下而不被人非议。

猩猩知过去而无法预见未来，鹄能预见未来而无法记起过去的事，这是它们的长短优劣的区别。过去苌弘是周王室执掌历数的官员，天地之气、日月运行、风雨变化、律历度数，苌弘他无所不知，然而他却就是不能预见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最终还是死于非命，被人斩于刀下。苏秦原是一个门只靠步行的平民百姓，经常是脚蹬草鞋、肩背行，周旋游说在诸大国之间，想凭三寸不烂之说服诸国采纳他的合纵策略，但最终还是难免车裂的祸害。徐偃王亲自推行实施仁义慈，天下朝拜他的国家多达三十二个，然而最终还是死国亡、孙灭绝。越国大夫文，辅佐越王勾践，为越国报仇雪耻，还生擒吴王夫差，使越国的疆域扩大了数千里，但最终还是死在属镂利剑之下。应当讲，这些人都是通晓国家治的计谋的，但遗憾的是，他们却不懂怎样保护自己。所以可以这样讲，苌弘是只知天而不懂人，苏秦是只懂权谋而不知避祸，徐偃王是只懂仁义而不知时宜，文是只知尽忠而不知谋退、留生路。而圣人就不是这样，他能分析世上各事情，权衡这其中的利和弊，然而才决定权谋计策，所以能到施展开来可以充天下而不显得空旷，缩起来可以窄狭而不显得壅。假若到天下荒、礼义弃绝、纲纪废弛、以凌弱、武力征讨、君臣倒置、贵贱无序、甲胄生虱、燕雀帷幄而兵卒无休息之时才想起实施恭谨俭朴的儒家学说，那么必定会被压抑消灭而不得兴盛。如果天下安定、政教平和、百姓恭顺和睦、君臣王相亲善，在这时你如果显骄横气焰、展示蛮横暴力，那么也必定难逃法律的制裁。因此，所谓圣人是既能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