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以继承发扬。所以是礼乐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礼乐是圣人制定的，并不是圣人受礼乐限制的；治理国家虽有常规，但必须以便利民众为本；政令教化虽有常法，但必须以切实有效为最好。如果对民众有利，就不必非要效法古制；如果适合实际情况，就不必一定要遵循旧法。夏朝、商朝到了末世，桀纣不改变陈法导致了灭亡；夏禹、商汤、周武王不因袭旧法却兴旺发达而称王。所以圣人的法度是随时势的变化而变化，礼节随着习俗的不同而改变；衣服、械各自方便其使用，法令、制度各自适合时宜。所以改变古法无可非议，因循守旧不值得赞。

百川源各不相同，但最后都归于大海。百家学说事业各不一样，但都以治理好天下社会为目的。“王”残缺才产生了《诗》；周王室衰微、礼义崩溃才有《秋》产生。《诗》和《秋》虽然是学问中的极品，但却都是衰世的产，儒家用它们来教导世人，哪里比得上用三代盛世的事情来教育世人！如果认为《诗》《秋》是讲古代的理而推崇它们，那么还有没产生《诗》和《秋》的远古时代呢！与其称颂王破残时代产生的《诗》和《秋》，不如称颂更早的王完整的时代。与其诵读先王的诗书，不如听他们的言论；与其听他们的言论，不如了解他们说这些言论的据理由；而这些言论的据和理由，又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所以是“可，非常”

周公侍奉文王的时候，行动不擅自决定，办事不自作主张；他在文王面前柔顺得好像禁不起衣服的重量，说话轻言细语好像没有发声音，每当有东西要捧给文王时，总是相当柔顺小心、恭恭敬敬，好像捧着重力不胜任，生怕有所闪失，这真可谓能尽孝之之啊！武王去世后，成王尚年幼，周公为了继承文王的事业，履行天的职责，以摄政王的份理天下政事，平息夷狄的叛，诛杀惩了谋反的叔、蔡叔，坐在天的位上接受诸侯的朝拜，诛杀赏赐、置决断都由他亲自，不必请示成王和不必与他人商量，这样威风震动天地、声势慑服四海，这真可谓威武刚毅啊！成王长大以后，周公将政权归还给成王。以臣礼面北恭谦地侍奉成王，遇事必报告请示成王后才去执行，没有任何擅断专横的意思，也没有任何居功骄傲的神态，这真可谓能行臣之啊！所以周公一人前后三次改变份和为人作风，这都是为了顺应时势啊！何况同一君王多次变化治政方法，同一国家多次改换君王。凡人都凭借着他的地位来他所喜的事和去除他所憎恶的事，以便借助他的威势来满足自己的嗜好望。然而却想用一定的礼法来应对千变万化的时势，这不符合权变的原则，是明摆着的。

所以圣人所遵循的原则叫，所的叫事。这就好比金钟石磬，一旦定了调就无法改换；而事就好比琴瑟，每弦的音都可以随时调整。所以法制礼义这些东西，只是治理国家的工、方法，而不是治理好国家的最终的东西。所以以“仁”为经，以“义”为纪，这倒是万世不变的。至于说考察人才，以省察他们的行为来决定对其使用与否，对于这类的事情，即使每天有变动也是可以的，天底下哪有一成不变的常规法度！只要符合世事，适合情理，顺应天地，协祥鬼神，就可以治理好天下了。

古时候，人们淳朴忠厚，工匠制作的固耐用致观，商贾诚实不欺诈，女纯真稳重，因此教政容易化，风俗容易改变。如今社会德日益衰败，民风习俗日益浅薄，想用质朴纯厚的方法去治理日益腐败的民风，就像不用嚼和鞭去驾御烈那样困难。过去神农氏时代没有法令制度而民众却自觉服从，唐尧虞舜时代尽制定了法令但无人犯刑罚；夏朝人说话守信用，殷朝人通过发誓、周朝人通过歃血为盟来达到守信。而到今天这世，人反而习惯忍受耻辱，为贪得财而不顾廉耻，在这情况下还想用神农时代的方法来治理，那就必定要。过去伯成不愿官，拒绝封为诸侯，情愿归乡隐居田，天下人都称赞他；如今的人如果拒绝官，就会被乡里人瞧不起，这哪能相提并论啊！古代兵，只是弓和剑，木矛没有铁枪，长戟没有锋尖。而近代的兵，冲车得又大以备攻城，沟堑和幨帐用来防御，连发的机弩用来杀，装有尖刀的战车用来战斗。古时候征讨别的国家，不杀小孩、不捉老人，这被认为是那时候的人主义，而现在这样就会被人嘲笑。古时候认为是一件光荣的事，在今天有可能被认为是一件耻辱的事；古时候用来治理天下的方法，今天用来治理天下就会。

神农伏羲不实施赏罚，人民也不会去坏事，而现在的执政者就不可能去废除法令来治理百姓；虞舜执戚而舞使有苗族臣服。但现在带兵征伐的将领却哪能可以放弃武去制止暴。由此看来，制定法度，是用来反映百姓的习俗，应当宽严缓急适度；械用同样要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使之适宜使用。

圣人制定法令制度，使普通人受到制约；贤人确立礼节，使无能的人拘泥于礼节。受法制约的人是不可能有远大行为的；拘泥于礼节的人是难以适应变化的。耳朵听觉不能分辨清浊的人，是不可以让他去调整音律的；内心不明白国家治源的人，是不可以让他去制定法令的。有能听别人难以听到的声音的听觉和能看别人难以看到的东西的视觉的人，才能随心所择前。

殷朝改变了夏朝的礼法，周朝改变了殷朝的礼法，秋各国又改变了周朝的礼法，三代的礼法各不相同，哪还有什么古礼法可以遵从呢！如果遵从古礼法，就像长辈立法、晚辈遵从照搬。如果知法治产生的缘由，那么就有可能应时而变法；如果不明白法治产生的源，那么因循守旧，用古礼古法，就有可能最终导致大。现在的法典已经据时势变化而变化了，礼仪也已经随习俗变化而变化了。而那些学者还是因袭旧业，死守法典旧教，以为离开这些就无法治理天下，这实在是像拿着方榫去装圆榫，还想装牢固适宜，那就难了。现在的儒、墨、言必称三代、文武二王的一，可自己又不实施，这无疑是在宣扬一本行不通的东西。现在的儒、墨，非议前的现实，但又不去改变它，这实际上是听任不合理的东西存在下去。这真是称赞是他们认为正确的事，的却是他们认为错误的事，因此整天用尽心思伤透脑却对治国毫无益，劳损形竭尽智力，如此却无补于时。如今的那些画匠总画鬼怪而讨厌画狗，这是什么理呢？这是因为鬼怪不可能在世上现，而狗与倒是能天天见到，画鬼容易画狗（）难啊！挽回危局、治理世，没有聪明才智是无法到的；但只是复述古人、称古代，即使让笨来也是绰绰有余。所以无用的方法和法规，圣王是不采用的；不符合实际的言论和事情，英明君主是不听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