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山，山中产铜，可用铜铸造钱币。如能用钱币折算粮发放全国俸禄，粮就全都囤集在国家手里，粮价可上涨十倍。农民晚睡早起，不用驱使就可以成十倍地增加产量。这样一来，战士只要有从前一半的粮俸禄，就可以为国效命；农民又晚睡早起而努力耕作不止。所以，善于主持国家的人，不必直接用言语驱使百姓，而百姓不得不为所驱使；不必直接用言语利用百姓，而百姓不得不为所利用。这样，使百姓没有不为他所用、为他所使的。梁聚的意见是错误的。”桓公说：“好。”

桓公又问仲说：“有一个名叫请士的人对我说：何以不对各有才能的人行束？”仲说：“何谓束有才能的人？”桓公说：“就是为了使智者全拿智慧，谋士全拿谋略，百工全拿技巧。这样，就可以治国么？”仲回答说：“请士的话是错误的。俸禄轻，士人就不肯死难；币值低，士人就轻视奖赏；价低，谋生易，士人就苟且偷生。国家有此三怠情现象，还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把粮的七成纵在国家手里，只让三成在下面通，谋士就可以用尽他们的谋略，智士就可以用尽他们的智慧，勇士也就不惜生命了。请士的话是错误言论，因为不懂得轻重之术，就只能叫作错误的言论。”

桓公问仲说：“从前周朝享有天下，诸侯宾服，名教行于天下，然而竟被下面篡夺了。下面是用的什么办法呢？”仲回答说：“国君在不同地区得到贡，是放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的。这样，利用黄金买卖是一个办法，利用江之珠买卖是一个办法，利用秦地明山所产的曾青是一个办法。这叫作以少变多，以小变大，也属于轻重之数的范围。”桓公说：“天下的理财方法全属于轻重之术么？”仲说：“例如现在粮价上升十倍而其他资价格尚低，大夫便把商找来说：‘请替我贩卖粮而收购其他资。’如果粮原价为一，这就有九倍盈利。由于粮贵而其他资尚贱，这样，大夫就买来九倍的资。待粮价恢复原状，又把这九倍的资加价销去。货推销到民间，九倍的货币又大夫之手。结果钱、粮的赢余收都归大夫了。天成了客位，大夫却随时面。通粮业务的官员外逃，被别国诸侯接纳为官。他们结聚朋党，纵价，包揽市场民用。就国内说，大夫自谋私利而不肯尽忠；就国外说，诸侯串通结聚朋党。通粮业务的官员则外逃。所以天便丧失了他的政权。”桓公说：“讲得好。”

桓公又问仲说：“保证终享有天下而不失。有办法到么？”仲回答说：“这办法不要先在普天下实行，只可先在本国实行。”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仲回答说：“国内土地的大小和土壤的瘠是有定数的，全年粮的消费和剩余也有定数。主持国政的，只需经营好粮就行。也就是说，无论某县的土地多大，也无论某县多小，都必须有一笔货币贮备。在该县州里向农民贷放公款。到了大秋，粮价下降三分之一，国君便下令通告郡县属大夫辖的里邑都来向政府售粮。粮价与时价相同，为国家把粮贮藏起来。结果，国内粮如果算作三分，有二分掌握在国家手里。翌年天，粮价成倍上涨，就是因为此法。夏天，便把粮市价发放民间，此时百姓正需要粮经营农事。到了大秋，就对农民说：‘过去存在你手里的粮是多少，现在国家要求折成钱数归还。’百姓说：‘手里无钱只好还粮。’结果农民剩下的十分之三的粮又归国家了。这样，利用粮价的上涨，掌握季节的变化，无不是国家的理财之。君主取用大夫的存粮，是通过通拿到国家手里的；取用百姓的粮，是通过季节价格变化拿到手里的。囤积低价的粮，再用价卖去，这都是有效的办法。这样，哪里还容有自谋私利的大夫独自囤粮呢？至于各诸侯国的粮，如果他们的粮价是十，我们是二十，那么各诸侯国的粮就归我国了。如果他们是二十，我们是十，我们的粮就归各诸侯国了。所以，善治天下者，必须严守价通政策，各诸侯国就无法散我国的粮。粮向价的地方，就象往低一样。我们国家并不是发生灾荒，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