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誉人的，要用试官的办法考验。言而不实的，给予惩罚；试官而败坏官职的，也给予惩罚。所以，假话无人敢说，不肖之徒不敢接受官职。昏君则不是如此，听取意见不考其真实，因而群臣就利用虚名来推荐私党；任用官吏不考查其成绩，因而愚污的官吏就朝廷。这样，群臣就互相捧他们的名，互相借助他们的功劳，力求扩大结而不为君主效力了。所以，《明法》篇说：“主释法以誉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佼而不求用矣。”

昏君不肯明察臣下的实际功劳，只看夸誉的人多，就行赏；也不肯详察臣下的实际罪过，只看诽谤的人多，就罚。这样一来，就形成邪臣无功而得赏，忠臣无罪而受罚。功多而无赏，臣下就不肯尽力；行为忠正而受罚，圣贤就无法竭能报国；行贿赂而得爵禄，恶浊的人就混府；委托重任的人不贤而官位很，人民就背离公法而趋炎附势了。因此，忠诚之士反而失其职守，廉洁之官反而治理不好。所以，K明法》篇说：“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而以毁为罚也。”

一般官吏为官，如行法而不掏私，臣便得不到什么好。这样，臣就力求对他诬陷中伤。人君若不对他的“罪过”调查实，据不实之词惩罚他，作人臣的就不得不事奉权贵来求得他们的夸誉，以便躲避刑罚而谋求禄赏。所以，《明法》篇说：“喜赏恶罚之人，离公而行私术矣。”

臣的败坏君主，总是采取渐渐败坏的方法，使君主迷惑而不自觉察。他们在上面对君主行侦查，在下面向人民收买名誉。他们夸誉同党让君主重视，诽谤非同党的人让君主废黜。对他们所要利之、害之的，如君主听而行之，这样，群臣就全都忘掉君主而发展私了。所以，《明法》篇说：“比周以相为匿，是故忘主死伎，以其誉。”

君主没有权谋策略，群臣就容易对他欺骗；国家没有修明的法度，百姓就容易为非作歹。因此，邪之人若是执掌国政，群臣的切利害仰望于他，这样，替臣作耳目的人就多了，虽有不义之人，君主也是无从知的。所以，《明法》篇说：“佼众誉多，外内朋党，虽有大，其蔽主多矣。”

凡是所谓忠臣，都是力求修明法度政策，日夜帮助君主掌握法度政策的理，来治理天下的。臣知法度政策修明国家必治，国治则臣困难，而持法度政策者尊显。所以，臣所努力争取的，就是法度不要修明，。君主不要觉悟，而自己可以为所为。所以，正直之臣得用则臣因伤，这乃是正直与邪不能并用的必然趋势。臣在君主左右，不能不憎恶忠臣。唯其憎恶，就必然窥伺君主的时机而日夜言危害。君主若不明察而错用其言，忠臣就会无罪而困死，臣就会无功而富贵。所以，《明法》篇说：“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

富贵尊显，久有天下，人君没有不愿意的。令行禁止，海内无敌，人君没有不愿意的。蒙蔽、欺骗、侵权、僧越，人君没有不厌恶的。失天下，灭宗庙，人君没有不厌恶的。忠臣修明法度、政策以实现国君的所愿，消除国君的所恶，臣的专权者，便用行私来行危害，忠臣就无从用他的公正政策了。所以，《明法》篇说：“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

昏君的授爵赐禄，不是依据法度审查功劳；判刑罚，也不是依据法度审查罪过。而全是听从权重之臣的主意行事。所以，重臣要赏的，君主就替他赏；重臣要罚的君主就替他罚。废其公法，专听重臣的主意。这样，群臣就发展私党，重视其臣而忘掉其君，奔走于重臣的家门而不肯朝廷。所以，《明法》篇说：“十至于私人之门，不一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