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官吏就不敢背离法制而行使职权了。朝廷有一定的制度和礼仪，以尊奉君主地位，君主的衣服—一衮衣和冠冕，也都有法度规定，君主就可以依法而临政了。人君据法而令，官吏奉命而行事，百姓顺从而成风，这样日久形成常规，如果有违犯习俗背离礼教的人，群众就会共同加罪于他，君主的就可以安逸无事了。

天向天下发布命令，诸侯从天那里接受命令，大夫从本国国君那里接受命令，儿从父母那里接受命令，下听其上，弟听其兄，这是最顺的秩序。衡石的称计是统一的，斗斛的量度是统一的，丈尺的标准是统一的，武的规格是统‘的，书写文字相同，车辙宽窄相同，这是最正的规范。如果大家都顺，而一人独逆，大家都正，而一人独偏，这就象黑夜之中找东西而见到火光一样，伪之人是无法隐藏得住的。这就是先王为什么持统一民心的原因。所以，天有了成就，就要把功德归让于上天；诸侯有了成就，就要归功于天；大夫有了成就，就要奉献给本国国君；人民有成就，就应当追溯来源于父亲，并归功于长辈和老辈。这就是“”和“法”所产生的源，也是治国的本，因此，年考察工作的是君主，四时考察工作的是辅相，月行考的是百官，从事劳动专务农业以等待上面命令的是一般平民。所以，对于平民百姓，应当在他们的父兄中间评量其劳动，应当就君臣的大义上面来听取其言论，然后官吏评选其德才，献给君主。大夫只安排官职以内的事务，而不论及职责以外的事情；至于辅相，就要定经常的条例来给百官依据。辅相总揽枢要，百官谋士们据实际情况评议好的措施，有所疑问则请辅相匡正。君主则调发大府内有关的法令和珪印信，来行稽考查验，只站在三层台阶之上，面向南接受辅相呈上的政事枢要就行了。这样，君主有余暇的时日，而百官胜任其职务；四时的政令不错误，而百姓严肃地完成对于上面的供应。这都是因为上有法制而下面各有职分的结果。

，是人的生命之所，不是由人而生的。圣王明君是善于了解它和说明它的。所以，治民有经常的，生财有经常的法。“”是万的枢要，人君的掌握这个枢要来理事情，下面就是有伪之心也是不敢尝试的。“”是存在于虚的，行的人君在，就通行无阻；行的人君不在，就闭起来。没有就不能治民，没有就不能理财。民治财育的结果，福利还是归于君主。这样，明君看重和法而看轻国家，也就可以理解了。所以，君主统治一个国家就是他的为君之在那里统治；帝王统治天下，就是他的帝王之在那里统治。无论大而统治天下，小而统治一国，都是他们的在那里起作用。因此，他所要求的就能够从人民那里得到，他所厌恶的就能够从人民那里除掉。所求者能在人民那里得到，所以贤能的人材就可以用；所恶者能在人民那里除掉，所以伪分就能被察觉。好像冶工对于金属，陶工对于粘土，想要制作什么都是由工匠掌握的一样。

所以，将要行赏，过于厚反而不能供应；将要行杀，过于严反而不能震慑。杀过严而不能震慑，赏过厚而不能供应，都是由于理的名义和实际情况不符造成的。好事的人，不折扣他应得的奖赏，人民就不会考虑私利；有过失的，不拖延对他的惩罚，人民就不会抱怨刑威。赏罚的制定，不超过人民所应得的，人民就归附和亲近君上了。这就象天下雨一样，天降下一尺的雨量，大地里的禾苗就向上生长一尺。

所以授人官职而自己不居官，给人职事而自己不任事，独立行动而无人考的，这就是君主的地位。古代先王主持天下的时候，人民就把他的德行比作神明，先王也是善于收人民意见的。关于人民的意见，只个别地听取，就会是愚蠢的；全面综合地听取，就将是圣明的。即使有商汤、周武王的德，也还要多方搜集众人的言论。因此，英明的君主，顺从人心，适应人的情，行事都从众人共同关心的地方发。这样，命令布置下去，就不会阻碍；刑罚设置了，却用不着。先王就是善于同人民合成一的。与民一，那就是用国家保卫国家，用人民保卫人民，人民当然就不去为非作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