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的秩序。君主不失其威信，臣下不旷废事业，谁也不用对谁恩怀德。因此，在上的人讲求德，在下的人谨守本分，义礼在上面形成了典范，善在下面贯通到人民，这样，百姓就都向上亲附于君主，向下致力于农业了。所以说：君主英明，辅相诚信，五官严肃，士人廉直，农民愚朴，商人与工匠谨厚，那么，上下就有一定的统，内外有一定的分别；人民生活有依靠。而农、商、工三类人也都有所理了。

人君的，就是要用德来庇护人们的；人臣的，就是要依赖君主生活的。人君的，要考功绩而发放足够的俸禄；人臣的，要接受任务而严肃认真地执行。行政注意均平，人民的产业能够自足，国家也就富裕了。劳绩授予俸禄，人民就不会侥幸偷生；刑罚不偏差，下面就不会抱怨。名义正，职分明，人民对于治国之就不会有疑惑了。所谓“”，就是君主用来引导人民的。所以，与德自君主；法制和命令由辅相传布；各事业由官吏裁定；百姓的力量，是等待命令而行动的。所以，人君的，再没有比言语更贵重的了。人臣的，再没有比才力更令人珍的了。君主的言语下通于臣，人臣的才力上达于君，君臣之就算完备了。所以，君主谋划策，宰相遵守执行；宰相谋划策，官吏遵守执行；官吏谋划策，人民就要去力服役。然后又有符节、印空、典章、法律、文书和册籍，加以考验理，这都是用来辨明公和消除伪的办法。

评选人材，衡量能力，考虑德行，然后加以举用，这是君主的“”专心一意，谨守职务而不自以为劳苦，这是人臣的“事”人君的，如果向下预官吏职责以内的事务，则主官吏无法负责；人臣的，如果向上分夺君主的权柄，则君主丧失威信。所以有之君，总是端正自己的德来领导人民，而不讲究智能和聪明。智能和聪明之类，是臣下的职能所要求的；如何去使用臣下的智能聪明，才属于为君之。在上的要阐明君，在下的谨守臣职，上下的职分，在任务上是不同的。而它们又合成为一。

所以，知人善任的是人君，事必躬亲的是给人使役的人。君主也事必躬亲。就不能够公正了。君主不公正，就往往喜行赏，而不忍运用刑罚，这样，国家就没有法制了。治因而无法制，人民就会搞帮派而在下面相勾结，搞虚伪巧诈而去完成他个人的私利。如法制行之有素，人民就不会分帮分派而能够靠拢朝廷，全心全意贡献其忠诚。所以，君主不讲究智能，却能使朝中之事得治，国家之患得除，这是因为任用大臣的原故。君主不讲究聪明，却能使善人得用，伪之人被诛，这是因为替国家监视听察的人更多的原故。

所以，君主的，是掌握万事的原则，而授予众人的职事的。选拨贤良，评选人材，并且要依照法度来对待使用他们。如果举用人材正确得当，就可以坐而治国，好是不可尽收的。如果官吏不能胜任，即使奔走从事，他们所败坏的事情，也是很难补救的。国家并不缺乏能够胜任的人才。只是君主的明察还不能够知他们。所以，英明的君主，总是认真查访胜任的人臣的。所以说，君正确，则贤才得用，百姓得治，国家治只在乎君主而已。

所以说，君主自是规正德行的本，官吏好比耳目，是受这本节制的。君主立。人民就受到教化；君主正德，官吏就能好，好官吏和教化人民，其关键在于君主。所以，君是不要求于人民的。因此，上面预下面的职务，叫“矫”；下面预上面的事情，叫作“胜”在上的人“矫”，就是悖谬；在下的人“胜”，就是叛逆。国家如有悖逆违抗的行为，那就是拥有国土统治人民的君主丧失了纲纪的结果。所以，区别上下关系，规正君臣职分，叫作“理”；顺理而行，没有错误，叫作“”德规范一确定，人民就有轨可循了。有之君是善于明确设立法制，而不用私心来阻碍的。但是无的君主，就是已经设立法制，也还要弃法而行私。人君的弃法而行私，那么人臣的就将以私心作为公。所谓不违公，实际上也就是不违私了。表面执行公而实际寄托私图。若是日久而不被发觉，其恶思想怎能不愈积愈大呢？恶思想愈积愈大，那么，往大里说就会有侵和杀害君主的祸事，往小里说也将有相互勾结，发生内争的祸。这类事情所以产生，正是由于君主的德没有树立而国家没有常法的原故。君德不立，妇女就能够窥伺他的主意；国无常法.大臣就敢于侵夺他的权势。大臣利用女人的作用来刺探君主意图，被的妇人利用男人的智谋来援引外国的力量。这样下去的结果，君主就会废夫人而害太，内发生兵，因而招来外寇。这都是危害国君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