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而加以任用，均分禄来引天下民众而使为臣属。所以，贵为天，富有天下，而世人不认为贪，就是因为他顺乎天下大计的原故。用天下的财，来谋利于天下人；用大威力的震慑，来集中天下的权力；用施行德政的行动，来取得诸侯的亲附；用惩治佞的罪行，来规、范天下人的思想；借助天下的兵威，来扩大明王的功绩；攻下逆的国家，来赏赐有功的劳臣；封树圣贤的德望，来宣示天的行状，这样，百姓就安定了。先王之取天下，那真是丰盛的大德呵！也就是以利人的意思。使国家经常没有忧患而名利兼得的，可称神圣；国家在危亡之中而能使之保全的，可称明圣。所以，先王所师法的，是神圣；所尊祟的，是明圣。一句话而能保全国家，不听而国即亡，这样的话就是大圣人的话。一个英明君主总是看轻骏与宝玉，而看重政权与军队。至于失天下的君主就不这样了，他轻视予人政权，而重视予人骏；轻视予人军队，而重视予人宝玉；重视门的营治，而轻视四境的防守，所以国家就削弱了。

权谋，是神圣君主所依赖的。独到的明智，好比天下的利；独到的判断，好比一座密的营垒。这二者是圣人所要效法的。圣人总是戒慎事细小的苗，而愚人只看到事暴以后；圣人憎恶内心的恶劣，愚人憎恶外形的恶劣；圣人一动就知其安危，愚人至死也不肯改变。圣人都是能捕捉时机的，但不能违背时机。智者善于谋事，但不如抓好时机。于时机，总是费力少而成果大。谋事无主见则陷于困境，举事无准备则归于失败。所以，圣王务求好准备而慎守时机。以有所准备等待时机，适当时机兴举大事，时机一到而开始兴兵。绝而攻下敌国，破大城而控制敌地，本雄厚而目标很小，保全近国而攻伐远敌，用大国牵制小国，用国役使弱国，用人多招取人少，德利百姓，威震天下；令行于诸侯而不遭反抗，近的无不服从，远的也无不听命了。本来一个明王担当天下的领导者，是合理的。抑助弱，禁暴国而阻贪君，保全亡国而安定危局，继承绝世，这都是天下拥，诸侯亲附，百姓称利的事，所以天下乐推以为王。至于智谋盖天下，断事冠一世，才能震四海的人，这便是王业的佐臣了。

千乘之国，只要备应守的条件，也可以臣服诸侯，据有天下。万乘之国，如果失其应守的条件，就不能保有其国。天下皆治而自己独，就不能保有其国；诸侯都和好而自己孤立，就不能保有其国；邻国都有险可守而自己平易不备，也不能保有其国。这三者都是亡国的征象。国大而政绩小，国家地位也会跟着政绩一样小；国小而政绩大，国家也跟着大。国大而无所作为，可以变为小；国而不加治理，可以变为弱；人众而不加治理，可以变为少；地位贵而无礼，可以变为贱；权重而超越范围，可以变为轻；家富而骄奢放肆，可以变为贫。所以看一个国家，要看国君如何；看一个军队，要看将领如何；看一国战备，要看农田如何。如果国君似明而不明，将领似贤而不贤，人民好似耕者而不耕土地，失掉这三个应守的条件，国家就不能保有了。地大而不耕，叫作“地满”；人多而不治，叫作“人满”；兵威而不正，叫作“武满”不制止这“三满”，国家也就不能保住了。地大而不耕，就不是他的土地；卿贵而不行臣，就不是他的卿相；人多而不亲附，就不是他的人民。

无地而求富有者，忧伤；无德而想称王者，危险；施予薄而求报答厚重者，孤立。上面权小而下面权重，国土小而都城大，就将有被弑之祸。到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的，才是治国的最平。如果天下有两个天，天下就不能治理；一国而有两君，一国就不能治理；一家而有两父，一家就不能治理。法令，不发自上层就不能推行，不集中权力，就无人听从。尧舜之民，不是生来就是好百姓；桀纣之民，不是生来就要作的。所以治的源都在上面。霸王之业的开始，也是以人民为本。本治则国家巩固，本则国家危亡。所以，上面英明则下面敬服，政事平易则人心安定，战士训练好则战争取胜，使用能臣则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