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不会缺乏。由此，主持教化的人就可以得到了借鉴。上天养育万，多得无法计量；大地造化万，多得没有边际。所谓是就不是非，非就不是是，但是非又一定是共同存在的。如果确认某一事为正确，是因为早有一个错误事先在那里被定下来了，而且必有一个错误事已在那里被人识别考虑了。然而这些过程，都将是仓淬到来，令人无法准备的。所以，圣人总是要博闻多见，积累规律的理论、原则等待新事的到来。新事一经现，就与这些理论模式相参对，错误与正确的分别就在其中解决了。“减”的意思是完全“溜”的意思是发展，说的是局与全局全面完善，无不理得宜。所以说：完全发展而达到完备无缺。成功的方法，一定有规可循。必须极力修德，详审时机，时机与德望结合，便是成事的机会，就象符契的相合一样。所以说：最重要的是时与德的结合要恰到好。

“采生，秋采苽；夏，冬。”这是说圣人的动静、开合、屈伸、取予，一定要因时制宜。合于时宜则动、不合时宜则静。所以，古代贤士有图谋而不宣扬。他总是收敛其治世的言论，暗中收敛而注意隐藏自己。贤人于世，知治世之行不通，就以沉抑的态度躲避刑罚，静默的方式求得免祸。他的躲避，有如夏天之就清凉，冬天之就温，才可以沾不上寒之害。他这并不是怕死而不忠。要谏言而带来杀之祸，往上说，伤害了君主尊严的义理；往下说，伤害了人臣个人的生命，其不利是太严重了。因此，他退下野却不肯扔掉笏版，解职退休也不停止版书，以等待政治清明的形势。所以，微并没有替纣王死难，而是受封于宋国，充当殷遗民的首领。这样，祖先不被湮灭，后世也不断绝。所以说：大贤人的德泽是长远的。

“明乃哲，哲乃明，奋乃苓，明哲乃大行。”这是说独擅其，自恃其盛，自奋其能，而且以骄傲放的态势去欺凌他人，人之失败常从这里开始。为此，圣人写在书里，传给后学之士说：奋，是兴盛；苓，是衰落。只兴盛而不衰落的事，从来没有。所以，有之人，总是不表现自己分量十足，不表现局量已满，不表现调太，不表现气度傲至极。爵位就注意尊敬贤士，俸禄厚就注意施放财，功劳大而不夸耀，事业盛而并不骄傲。名与实的互相矛盾是由来已久的事了，所以互相排斥而不能并有。明智的人知不可能两者兼备，于是只取其一，弃名取实。因此，安定而无忧。

“毒而无怒”，这是说平息忿怒可以速成其事。“怨而无言”说的是不可不保持谨慎：发言不周到严密，反伤其。“而无谋”，说的是谋事不可外，谋外则灾祸来临。若是用激发忿怒的办法速成其事，用连同死的法律查获盗贼；而且还发言轻率，谋划外，灾祸一定累及于自。所以说：有所厌恶也不要忿怒，有所抱怨也不要说，有所企图也不可轻谋于他人。

“大揆度仪，若觉卧，若晦明”，说的是用沉的态度自我反省，用静默的态度思熟虑。此时要依靠贤才“的意见，采纳仁良之士的主张，既然明通于可否利害的理，就有如启发了蒙昧一样。所以说：要像睁着睛睡觉，要像在暗夜里明察，要象丹朱在尧当政时的戒惧。

“毋访于佞”，说的是不可使用佞之人，使用佞则将严重行私。“毋蓄于谄”，说的是不可保护诣媚行为，保护诣媚则将欺骗君上。“毋育于凶”，说的是不可使用凶暴手段，手段凶暴则将伤害民众。“毋监于谗”，说的是不可听信谗言，听信谗言则将脱离贤士。行私、欺上、伤害民众、脱离贤士，这四者用事，正是要危害君主仪法，丧失君主政绩的。作为君主，丧失了仪法与政绩，还想要靠它取得名誉；作为人臣，不忠而邪僻，以用它追求爵禄，风俗败世，以便偷安享乐；即使国家威力再大，也是要损坏的。所以说：“治国不正，虽大亦将灭亡。”因此，古人阻止这四者通行的途径，堵它们的通，并控制自而不许循行此路。所以写在书上，传下来告诫后代人说：造怨重者，国威将丧失净尽。

关于“不用其区区”，说的是“虚静”人生没有长久不变的，所以说要虚静待。凡是固结事而不许其活动，堵事而不使其运行，那必然失掉时机。失掉时机则事情废而不成。治国者只心正而无谬误，还不能称贤；正直而无才能，也不能称。圣人之所以被誉为贤，是因为允许和随任事的发展变化。这赐与，好比渊泉之没有枯竭，微微细细而不断施，因此，德的布，其泽普遍加于万。所以说：圣人是与天地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