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司谈，司谈曾任太史公。

太史公向唐都学习天文学，在杨何学《周易》，在黄学论。太史公在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官，他忧虑学习先秦各家学说的人，未能了解各家学说的原意，盲目信奉一些荒谬的说法，就论述六家学说的主要神：《易大传》说：　“天下人的方向一致，可是想法却多多样，目标相同，可所走的路却不相同。”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德家，这些学派都是以治理国家为要务的，但是他们的学说却不同，有省与不省而已。我认为家的学说，崇尚祥瑞而忌讳繁多，常常使人受到限制而产生许多畏惧，然而它所排列的一年四季的顺序是不能废弃的。儒家学说广博而缺少要领，费力不少而功效不大，因此它所提倡的难以完全照办。然而它所规定的君臣父之间的礼仪，夫妇长幼之间的区别，是不能改变的。墨家主张节俭却难以遵从，因此墨家主张之事不能全采用。然而墨家关于加本业发展和厉行节约的主张则是不可丢弃的。法家的主张严厉苛刻、缺少恩谊。然而他们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这一是不可改变的。名家过于拘于形式而容易丧失对事的正确认识，然而它辩证名与实的关系问题则不能不予以认真考虑。家使人神合一，行动合乎无形的“”，使得万丰足完。他们的学说，因循了排列四时的顺序，取了儒、墨两家的长，总取了名、法两家的华，随着时间来转移，顺着事而变化，这样来立定常规和理事务，没有不相适宜的，并且意旨简明而易于掌握，办的事情虽不多，而功效却很大。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的表率，凡事君主倡导而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而臣下随从。像这样，则君主劳累而臣下安逸。至于伟大家理论的髓，既去掉了刚和贪，又废黜了聪明与智慧。儒家却丢开了这些而任用儒术行统治。神用的过分就会枯竭，过度劳累就会损坏；神和过早的衰竭，而想与天地共长久，这事还从未听说过。

学说对于一年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次、二十四节气都有各自的规定与禁忌，说顺着这些就会昌盛，违背这些就会灭亡，其实未必如此，所以说“使人受到限制而产生许多畏惧”至于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若不遵从它就没有可以作为天下法则的。所以说，它所规定的“一年四时的运行顺序是不能丢掉的”

儒家用六艺作为准则，六艺的经传文字以千万计，人们连续几代都不能通它的学说，一辈也不能完全通晓它的礼仪。所以说儒学“广博而缺少要领，费力不少而功效很小”至于儒家序列君臣父之间的礼仪，夫妇长幼之间的区别，这是各家学说也不能改变的。

墨家也崇尚尧舜，称述尧舜的德行说：“他们住在三尺的殿堂裹，土筑的台阶有三层，茅草房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饰；盛饭用陶簋，装汤用瓦盆，吃的是糙米饭，喝的是豆叶汤；夏天穿葛衣，冬日披鹿。”他们埋葬死人，用三寸薄的桐木板棺材，哭的声音也不悲哀。教育人民遵循葬礼，一定以此为标准。要使天下都像这样，那么就没有尊贵和卑下的区别了。世不同，时代变了，事业不必相同，所以说“墨家所倡导的节俭人们却难以遵循”总之，墨家主张本节用，则是引导家富人足的办法。这是墨家的长，即使百家也不能丢掉这一。

法家不分别关系的亲疏，不区分地位的尊卑，一律断之于法。这样就把敬亲属、尊长的恩谊断绝了。可以用它作为临时措施，但不能长期施用。因此说法家“严厉苛刻而缺少恩谊”至于法家主张使君王尊贵使臣卑下，明确职分界限不得相逾越，这是各家学说也不能更改的。

名家烦琐细碎、纠缠不清，使人不能推　求它的真意，专注于名词概念的推理，反而　失去了易于掌握的常理。所以说名家“使人　受约束而容易丧失对事的正确认识”至于它循名责实，综合考察事的本质这一，倒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虑的。

家宣扬无为，又说无所不为，其实际主张是容易实行的，而其言辞却难于理解。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践原则。既没有既成不变之势，也没有固定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推究万的实情。既不走在事的前边，也不落在事的后边，因此能够成为万的主宰。法则的有无，顺应时势来确定；制度的兴废，据事的变化来决定。所以说“圣人不巧取，顺应时势而变通”虚无是家的心，因循是君主统治的纲领。群臣一齐上朝，君主让他们各自表明自己的才。其实际情况与名声相符的叫端；其实际情况与名声不相符的叫空。君主不听空而不实的话，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就自然分清了，黑白也就自然分明了。造就在于君主如何使用他们了，这样还有什么事情办不到呢！这样就合乎大，看起来混混沌沌，而光明却照耀天下，又返回到无名的境界。人所赖以生存的是神，所依托的是形。神用得过分就会枯竭，形过分劳累就要损坏，形与神分离人就会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再生，形神分离就不会复合，因此圣人重视这一问题。由此看来，神是人生存的本，形是人生存的。如果不首先安定自己的神和形，却说什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藉什么呢？

太史公职掌天文工作，不民事。他有个儿叫司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