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见迂诞，理军国大事，一没有用，从而被武人俗吏们共同讥谤，确是由于上述的原因吧？

人生在幼小的时期，神专一，长成以后，思虑分散，这就该早早教育，不要失掉机会。我七岁时候，诵读《灵光殿赋》，直到今天，十年温习一次，还不忘记。二十岁以后，所诵读的经书，一个月搁置，就生疏了，但人会有困顿不得志而壮年失学，还该晚学，不可以自己放弃。孔就说过：“五十岁来学《易》经可以没有大过失了。”曹、袁遗老而更专心致志；这都是从小学习到老年仍不厌倦。曾参十七岁才学，而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岁才来游学，还成为儒家大师；公孙弘四十多岁才读《秋》，凭此就上丞相；朱云也到四十岁才学《易》经、《论语》，皇甫谧二十岁才学《孝经》、《论语》，都终于成为儒学大师；这都是早年迷糊而晚年醒悟。世上人到二、三十婚冠之年没有学，就自以为太晚了，因循保守而失学，也太愚蠢了。幼年学的像太刚升起的光芒；老年学的，像夜里走路拿著蜡烛，总比闭上睛什么也看不见要好。

学习风气是否厚，取决于社会是否重视知识的实用。汉代的贤能之士，都能凭一经术来弘扬圣人之，上通天文，下知人事，以此获得卿相官职的人很多。末世清谈之风盛行以来，读书人拘泥于章句，只会背读师长的言论，用在时务上，几乎没有一件用得上。所以士大夫的弟，都讲究多读书，不肯专守章句。梁朝贵族弟，到童年时代，必须先让他们国学，观察他们的志向与崇尚，走上仕途后，就文吏的事情，很少有完成学业的。世代当官而从事经学的，则有何胤、刘献、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政、刘舀等人，他们都兼通文史，不只是会讲解经术。我也听说在洛的有浩、张伟、刘芳，在邺下又见到邢才，这四位儒者，不仅喜好经学，也以文才博学闻名，像这样的贤士，自然可作上品。此外，大多数是田野间人，言语鄙陋，举止俗，还都专断保守，什么能耐也没有，问一句就得回答几百句，词不达意，不得要领，邺下有俗谚说：“博士买驴，写了三张契约，没有一个‘驴’字”如果让你们拜这人为师，会被他气死了。孔说过：“好好学习，俸禄就在其中。”现在有人只在无益的事上尽力，恐怕不算正业吧！圣人的典籍，是用来讲教化的，只要熟悉经文，通传注大义，常使自己的言行得当，也足以立人就行了。何必“仲尼居”三个字就得用上两张纸的注释，去清楚究竟“居”是在闲居的内室还是在讲习经术的厅堂，这样就算讲对了，这一类的争议有什么意义呢？争个谁谁低，又有什么益呢？光似箭，应该珍惜，它像一样，一去不复还。应当博览经典著作之要，用来成就功名事业，如果能两全其，那样我自然也就没必要再说什么了。

世俗的儒生，不博览群书，除了研读经书、纬书以外，只看注解儒家经术的著作而且。我刚到邺下的时候，和博陵的雀文彦往，曾对他讲起王粲的文集里有驳难郑玄所注《尚书》的地方。崔文彦转向儒生们讲述这个问题，才开，便被凭空排斥，说什么：“文集里只有诗、赋、铭、诔，难会有讲论经书的问题吗？何况在先儒之中，没听说有个王粲”崔文彦笑而退，终于没把王粲的集给他们看。魏收在议曹的时候，和几位博士议论宗庙的事，他引闲《汉书》作论据，博士们笑：“没有听说《汉书》可以用来论证经学。”魏收很生气，不再说什么。拿《韦玄成传》丢在他们面前站起来就离开了。博士们一通宵把《韦玄成传》一起翻阅寻找，到了天亮，才前来向魏收致歉：“原来不知韦玄成还有这样的学问啊！”邺下平定以后，我被迁送关中。大儿思鲁曾对我说：“朝廷上没有禄位，家里面没有积财，应该多气力，来表达供养之情。而每被课程督促，在经史上用苦功夫，不知儿的能安心吗？”我教训他说：“儿的应当以养为心，父亲的应当以学为教。如果叫你放弃学业而一意求财，让我衣丰足，我吃下去哪能觉得甘，穿上哪能到和？如果从事于先正之，继承了家世之业，即使吃劣饭菜、穿麻衣服，我自己也愿意。”

校勘写订书籍，也很不容易，只有当年的扬雄、刘向才算得上是称职的。如果没有读遍天下的典籍，就不可以妄下雌黄修改校订。有的那个本以为错，这个本认为对；有的观大同小异，有的两个本的文字都有欠缺，所以不能偏听偏信，倒向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