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了“反经”这一章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听说夏、商、周三个朝代之所以消亡，并不是因为三代的法规制度过时了，而是因为执政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这证明所谓法制，亦即前代圣君的主张、路线，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就不会凭空得以贯彻实行。所以战国时的尹文说：“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这八政治措施，是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和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

[仁这政治主张，本来是要普遍地、一视同仁地全国的民众，可是在实行的过程中却会生偏心来，鼓励了某些人的私。这就是仁的弊。

《礼记》中讲过：从原则上讲，给某一家的奖励、优待不应该普及于全国。

在国家机关服务的人，官当领导，不应该假借公家的名誉为自己捞好。

孔说：“皇帝的天下老百姓，各地诸侯自己境内的老百姓，各各不得超过自己的范围去人家的人。”所以要有这样一规范，目的就在于反对私人恩惠的现。由此可知，作为一个贤明的国王，特别憎恶那假公济私、收买人心的行为。]

节义这品的提，本意是要建立一个德行的标准，结果成了某些人哗众取、背弃大节的借民走向了节义的反面。[牺牲命以殉国难，面对国之存亡与生死抉择而志不可夺，这才是真正的大义。假如象赵国宰相虞卿那样，宰相不，偷偷逃离赵王，来帮贫贱时的朋友魏齐逃难；或者象魏公信陵君无忌那样，偷了国家的兵符，假借国王的命令动三军，帮助赵国的平原君打退了敌人，为平原君救了急，然而他们却都背弃了国家利益。朋友之间的情义是成全了，但是忠于职守、克己奉公的大节却废弃了，所以赵国隐士公责备魏元忌说：“这样，对赵国虽然有功，对魏国却有害无益。”

举凡这一类事情，都不过是为了私人情义给自己贴金罢了。]

礼仪规矩的建立，是为了让人们的言行恭敬严谨，但是懒惰和散漫也会同时产生，结果走向了“礼”的反面。[汉文帝的时候，有人建议制定礼仪法规，文帝说：“繁文缛节的礼仪，矫柔虚假的形象，对真正的文明礼貌没有好，以作则地去教育大家就行了。”于是下令不再谈这个问题。郭嘉曾经对曹讲过：“袁绍繁琐的仪式和礼节太多，不象曹公你这样直截了当，本自然，这就从义上胜过了他啊！”这就说明，遵守繁琐的礼节到了让人叫苦不跌的地步，真正到就很难了，于是人们只好逃避、偷懒。]

文学艺术，本来是陶治情，柔和心灵的好东西，但是也会叫人佚放狼。[这就是乐的弊。论述音乐的《乐记》指：“郑国、卫国的音乐，是世的音乐，是男女偷情的音乐，是亡国的音乐。”所以严安说：“人佳丽，珍奇怪诞，固然好听，好看，但佚放狼也就由此而生了。所以生活得太舒适了，就会向堕落；娱乐太过分了，就会现荒；文明礼尚太过分了，只图形式华丽的东西就泛滥了；对教养学识要求过了，假冒伪劣的货就会多起来。‘伪、彩、、泰’这些反面的东西，是决不能拿来规范人的。”]

名位等级的设立，目的是为了对份的低有个明确的划分，但是骄慢、篡夺的野心也就因此而产生了。[这就是等级制度的负作用。人们议论说：古代官位不同，待遇级别也不同，所以德望重的人制定明确的有关地位、待遇的制度，以便使尊卑上下有序，对乘什么车，穿什么颜、款式的衣服都有不同的规定，为的是表彰有德行的人。然而当刘看到秦始皇的仪仗、车辇那么威风后，就叹：“大丈夫就应当这样！”项羽更直截了当地起了“吾当取而代之！”的念。所以老说：“礼仪这个东西，是因为忠信观念淡薄了才制定的，但也是倡导叛的开始。”这话说得一不错。

建立法制法规，是为了使人们的行为有准则，人人都安分守已，用心本来很好，但想不到问题也恰恰在这里——有人偏偏会找到法律的漏，大好大恶的事来。[这就是法制的负作用。《德经》早就讲过，法令越多越明确，犯法的人也越多。贾谊也说过：“法令的条款和运用是有章可循、显而易见的，然而法令以外属于理德范围的准则对人的作用，就极难辩别衡量了。”又说：“法令一台，有人在坏事之前先研究法律的漏，了坏事又不犯法规，法律也拿他没办法。一尺，一丈。明的险谲诈之徒就是这样产生的。这就是‘乖分’的意思。”]

刑罚的运用，本来是要威摄，惩罚那些犯法的人，但是执法的人，会于目的滥用刑法或者来欺辱犯人，甚至久而久之会使自己丧失人，有时也会放过真正的罪犯，制造冤假错案。[这就是刑的反作用。]

奖赏的运用，本来是为了劝勉人忠心效力，尽展其能，但是也会现卑鄙的竞争。为了争功邀赏，或由于赏罚不公而闹许多鄙俗的事情。[这就是赏的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