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义上讲，郦寄卖了朋友，是不光彩的。这个理该怎么讲呢？

班固的看法是：“所谓卖朋友，是指那为了富贵荣华而忘了朋友的情义，把朋友作为换取个人利益的牺牲品，才是卖友行为。至于郦寄，其父郦其帮汉祖打了天下，是开国元勋，而吕氏家族谋篡夺了政权，他在这场劫难中，虽然用欺骗手段把吕禄骗去，摧毁他的卫戌队，推毁吕氏家族，目的是安定国家，为了天下苍生。这不是卖朋友，是为了拯救国难、捍卫父辈君臣开创的大业而不得己采取的一手段。”

[曹带兵征讨冀州的时候，命令大夫程昱留守后方重镇甄城。就在这期间，曹手下的将领张邈叛变。这时曹只好亲自迎战吕布。当时的战争局势是如果吕布把范城拿下来，就可以消灭曹，所以吕布使计把范城的守将靳允的母亲捉去，想胁迫靳允为救母亲归顺。曹闻讯，赶派留守甄城的程昱去游说靳允，要靳允不必考虑母亲的安危，固守范城。结果靳允被说服，激涕地表示：“一定守城，决无二心。”]

于是有人问：“靳允这样，于母不孝，于曹算不算是忠？”

徐众的观是：“当程昱去游说的时候，靳允与曹之间，还没有形成君臣关系，而母亲是至亲骨。所以于情于理，靳允都应该为母亲的安危而去，不该为曹守城。

“昔日刘的大将王陵的母亲被项羽抓了起来，以此威迫王陵归顺他。

王陵的母亲看刘肯定会得天下，项羽必定要失败。自己被禁后，知王陵有孝心，怕儿为救自己而玷辱一世英名，因此自杀，把遗书教人偷偷送给王陵，教他好好帮助汉祖打天下。她用这绝决的办法让王陵心无牵挂，一心一意去尽忠尽节，至死无悔。

“另一桩历史故事却大异其趣。战国时卫国的公叫开方的在齐国官，十年没有请假回国看望父母。有人说开方这样忠于职守，忠于齐国，可以提他为相，可是齐国的宰相仲却把他开除了。理由是说象开方这人，连父母都不，怎么会君王，怎能为相。

“从以上两个事例再来看靳允，就应当明白对父母孝敬的人，才会对社会、对国家有情，才有可能忠臣，所以靳允应该先去救母亲。

“徐庶的母亲被曹抓起来后，徐庶退两难。刘备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对徐庶说，我固然非常需要你帮忙，可是我不能违背情理的事。你若留在我边，曹肯定会杀你母亲，使你一生都受良心的谴责。你还是去吧。”

魏文帝曹丕问他的大臣王朗等一班人：“据史籍记载，秋战国的时候，郑国的大臣产，下和老百姓不能骗他；孔的学生贱治理单父的时候，受他德的化，人们不忍心骗他；西门豹治理邺都的时候，人们不敢骗他。这三个人能到不能骗、不忍骗、不敢骗，你认为哪一更好？与你的才能相比又如何？”

王朗回答说：“上面的领导人，本德望重，能够真人、真事，老百姓和下都念他的恩义，就不忍心骗他了，就象单父的老百姓对待贱那样；如果上面的领导人什么事都看得很清楚，下边的各级官员怕被觉察，就不能欺骗了，象产那样；如果上面用严刑重法治理一区一国，老百姓和下怕犯法、怕刑罚，就不敢欺骗了。这三不欺的效果相同，但是其发却大不相同。要求臣民忠心，但尽忠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如果执政者多行不义，臣民就不可能忠心。当领导的仁义德行事，臣民自然恩德，这就合乎孔所说的‘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仁德理大众，使全国人民都有文明教养，即便有人了不面的事也好纠正），可以达到文治的最政治目的；如果靠明察秋毫、严刑重法来治理，老百姓提心吊胆过日，或者有人在法网的漏中为非作歹，了坏事还能逃过法律的追究，自认为明，还恬不知耻，就和孔说的‘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靠政治法令来治理因家，用刑罚来理人民，有人了坏事能逃过法律的制裁也不觉得羞耻）一样了。这两情况，好坏的差别很大，关键在于领导人能权衡利弊，一文一武把握平衡，而不应斤斤计较，因小失大。”

有人问：“季文、公孙弘这两个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尊荣显赫，却能放下架，吃穿非常俭朴，然而在当时以至后世，对这两个人的评价一毁一誉，截然不同，这是什么理？”

范晔说：“人对待仁的立场、动机各各不同，有的人看上去人、事都有利于仁，可也说不定是拿‘仁’幌，以‘仁’为手段，为在政治上达到个人目的，最终还是为了私利！有的人看上去在力行地行义举，讲究应不应该，合不合理，可是并不一定希望得真正合乎义的真谛。

“季文为宰相，他的小老婆却从不穿绫罗绸缎，鲁国人谈起来，都认为是自己国家的光荣。汉武帝的宰相公孙弘一辈穿布衣，与他同朝的监察御史汲黯当着汉武帝的面就指责他假装简朴。季文和公孙弘的行为是一样的，可是在历史上季文受到赞誉，公孙弘在当时就受到了诋毁，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行义举和弘扬仁德的目的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