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利于人民为发。

政治与教化有其最基本的规律，那就以令行禁止为最原则。”]

使用官吏，必须选择那些不争权夺利的人，同时要使人民大众各自他们所擅长的事。

[荀说：“察看地势低，安排播五谷，读书人不如农民；通货源，掌握行情，读书人不如商人；搞技术设计，准备材，读书人不如工匠。至于评价一个人的品行以便恰当地任用他们，量能而安排官职，说话合情合理，事能抓位要害，这却是读书人的特长。”

文说：“对其所承担的职责能胜任的就推荐他，因为这对他来说不会成为负担；能专心致志去的事就让他去，因为这对他来说不会成为困难。”]

明确告诉人民群众死路是什么，这是为了树立国家法律之威严。

[孔说：“当权的丧失义却杀下，这是不符合礼义规范的。”所以三队大败，不斩将领；有法不依，不能动用刑罚。为什么呢？因为当权者对人民没有行教育，责任不在民众。蔑视法律而自取灭亡的是盗贼；横征暴敛的是暴君；不预先告戒民众，却责备求全的是民贼。政治制度没有这三弊端，然后才能实行法治。宣传文明德来使人民心悦诚服，这样行不通，那么就树立有德行的人作为榜样来教育人民；如果这样还达不到目的，那就证明世风日下，仍然有不法之徒为非作歹，这就得用刑罚严励制裁了。”

东汉袁安说：“仁、义、礼、智，是法律的基础，法、令、刑、罚，是政治的延伸。没有基础，法治就无从建立，没有派生的东西，政治制度就无法完成。为什么这样说呢？实施以文明德为教化的政治制度的方法，必须以仁义礼仪教育人，然后以有教养的先人和事迹给以示范，使人迁恶向善，使人民群众每日每时都现在日常生活中，成为自觉的行动。儒家看到这情况，于是说：治理国家不需要刑法。他们不明白对下面实施法治，仁义礼让才会在上面形成。实施法治，是为了扬善抑恶，提倡文明，禁止荒。

这是治国原理的关键。法家如商鞅和韩非等人看到这情况，于是说：治理国家无须以仁义为本，只须推行法治即可。结果因只有刑法而没有仁义，人民产生怨恨，有怨恨就要愤怒。有仁义而无刑法，人民就会轻慢，邪恶就会随之产生。以仁义为本，靠法令来实现，双齐下，二者并重，这才是治理国家的最境界。”所以东汉未哲学家仲长统说：“从前秦国因商殃变法，张弥天之法网以便严密控制天下苍生，然而陈胜在大泽乡振臂一呼，天下云从响应。举国上下都不愿为朝廷效力，这都是因为老百姓极度的怨恨郁结于心的缘故。”

南北朝史学家桓范说：“夏桀、商纣使用刑罚，不是把人成酱，就是剖人心腹；以至反叛的人越来越多，终于因此灭亡。就是因其不把仁义作为治国的本。”所以说，法律是以仁的宽恕作为本，以义作为断案依据。

由此可以明白，孙所说的“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得”，就是这个理。]

要想向人民敞开有功必赏的大门，就必须赏罚有信。

[《吕氏秋》说：“信用建立后，整个国家就会井然有序。懂得这个理的国王，他的基业就能长久；懂得这个理的臣，就可以作帝王的辅佐。”

东汉哲学家、建安七之一徐在《中论》里说：“上天育众生，其情是彼此相同的。受到伤害，人人都厌恶；生前显赫，死后留名，人人都很喜。可是有人受害，有人发达，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然而人们依然不认真修养自，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该赏的不赏，该罚的不罚，结果使想行善的人也失去了信心，不但怨恨暗生，而且对自己以前的善行产生了怀疑；而作恶之人则不但蔑视国法，而且对其恶行恬不知耻。倘若如此，即使每天在大街上砍示众，犯罪的人还是层不穷；每天都封官加禄，人们还是不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