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申诉，何况君主任意钦定的下之分，别人怎能不慌而无措呢？帝王应有圣明的智能，明察秋毫，幽暗隐微无不看得清清楚楚，难连圣人都无法避免有所遗漏吗？君王应该安百姓所安，不要只存惩罚之念；乐百姓所乐，避免犯古人同样的过失。祸福相倚，吉凶互存，关键要看一个人如何选择，滥施刑罚的危害如此之大，怎能不慎重呢？如果稍不顺心，就严加罚，或者是因为供奉不足，或者因为营建的工程违背了命令，或者因为贡的品不称心如意，或者因为没有听从命令，这些都非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长此以往，恐怕会使骄奢放纵之情滋生蔓延。所以“尊贵之后，虽非有意骄横，可骄横自然会产生；富裕之后，虽不刻意奢侈，而奢侈自然会滋生”，这句话并不是无稽之谈啊！

我朝所取代的是隋朝，隋朝亡的源，陛下都亲看见了。拿隋朝的资、兵甲、人和现在的情况相比，成什么比例？然而隋朝富反而败亡，原因就在于它好动，扰民不已；我朝贫穷反而安宁，原因在于务静，无为而治。静则安，动则，这个理人人皆知，并非细微藏难以察见。然而却很少有人踏上平易之路，更多的是重蹈覆辙，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存不虑亡，所以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过去隋朝在未动之前，自以为肯定不会动；在未灭亡之前，自以为肯定不会灭亡。所以连年征战，徭役不息，以至到了将要灭亡的时候，竟然尚未觉察自己灭亡的原因，这岂不是十分可悲吗？

要观察自己的丑，必须面对平静的面；要鉴察国家的安危，必须取亡国的教训。所以《诗经》上说：“殷朝可以引为借鉴的例并不远，就在夏朝的末代皇帝。”又说：“拿着斧砍树枝斧柄，斧柄就在前。”为臣但愿当今所采取的政策，一定要以隋朝为借鉴。这样，国家的存亡治就可以知了。如果能够思考其危亡的原因，那么就可以大治了；如果能够思考其灭亡的原因，那么就可以生存了。望陛下清存亡的关键，听从规劝，节制嗜，省却游猎之乐，停止豪华的建造，取消不急之务，谨防偏听之怒；亲近忠良，远离邪，杜绝悦耳的邪说，采纳苦的忠言。斥退投机取巧的人，鄙视难得之，像尧、舜那样鼓励臣民谏，像禹、汤那样凡事归罪于自己，惜滴的财，顺和百姓之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持励图治以求受益，谨防骄傲自满以免招损。这样事就会得到众人的臣服，说话就会一呼百应，德超越前人，风范垂于后世。这就是圣哲的宏图，帝王的大业，能成就宏伟事业，就在于慎守。

守帝王之业容易，创帝王之业艰难。既然得到了艰难的，难还保不住容易的？如果有人保不牢固，那就是骄奢逸的缘故。慎终如始，怎能不时刻自我勉励呢！《易经》上说：“君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这样，自平安，国家也就可以保住了。”这话很对，不可不去刻理解。想来陛下向善之志不减当年，而闻过必改的神却有不如往日。如果在今天平安无事的情况下，还像过去那样谦恭节俭，那就尽善尽了，必将会受到人们的赞颂。

太宗皇帝对魏徵的意见大为赞赏并予以采纳。

贞观十四年，州刺史贾崇因为其下有人犯了十恶之罪，被御史弹劾上奏。太宗皇帝听后对边的大臣们说：“古代唐尧是大圣，他的儿丹朱却非常不成才；柳下惠是大贤，他的弟弟盗跖却成了恶之人。他们以圣贤之训，以父兄弟之亲，尚且不能使其弟受到熏染而发生变化，去恶从善，现在要求刺史教化百姓都使他们走正，这怎么可能呢？如果因此都给予贬降，恐怕今后都会互相隐瞒罪行，就发现不了罪犯了。因此各州有犯十恶之罪的，刺史不必连坐获罪，只令其明加查纠惩治，这样才可以肃清恶之人。”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大理卿孙伏伽说：“铠甲的人千方百计使铠甲固，唯恐被人击伤；造箭的人希望箭尖锐，唯恐不能将人伤。为什么呢？他们只是各司其职，都希望自己称职而已。我常常询问司法门刑罚的轻重情况，他们都说刑罚比前代宽大，但我仍然担心主断案的官员以杀人为功，沽名钓誉，危害别人以抬自己。现在我所担心的就在于此！应严加禁止，刑罚务必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