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的名字，都要避讳。可是古代的帝王，生前并不避讳这些，周文王叫昌，但《周诗》中写了‘攻克姬昌之后’这样的诗句。秋时，鲁庄公名叫同，庄公十六年《秋经》上有这样的字句：‘齐侯、宋公在幽地结为同盟。’只是到了后来，帝王们才制造许多禁忌来，他们下令，生前就要对帝王的名字行避讳。我认为这样很没有理，应该改变。”于是下诏说：“照《礼记》，人名是两个字的，只要不是两个字连着现，就不要避讳。孔是通达事理的圣人，以前不是没有指过这事。近世以来，世人多加禁忌，生很多避讳，与《礼记》的规定不符。现在应该遵循经典，从简约发，效仿先哲，规范后世。官员的称谓、姓名，公私的文章书籍，只要‘世’和‘民’两个字不连读，就没有必要避讳。”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季辅上疏说：“我私下看到，密王李元晓他们都是皇亲国戚，陛下对他们的关注仁之心，超过古代的帝王。但是，陛下对于分派给他们兵，委以重任这些大事，仍须遵循礼仪规范，以让天下人臣服。我看见皇们拜见叔叔时，叔叔们也上回礼。一个家有一个家的礼数，帝王之家也如此，岂能如此颠倒上下秩序呢？希望陛下加以教诲和训诫，永远遵循前人好的礼仪。”唐太宗于是下诏李元晓等人，对吴王李恪、魏王李泰兄弟不用答拜。

贞观四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京城的百姓在为父母服丧期间，有的人听信巫师的妖言，在辰日这天不哭，他们谢绝别人的哀悼问，拘泥于禁忌不允许悲伤，这是伤风败俗、违背人情事理的法。现在下令各州县，让他们教导百姓，一律照正确的礼仪规范去。”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佛教、教徒，本应该广善事，怎么能够让尼姑、士等人妄自尊贵，坐着接受父母的跪拜礼呢？这样只会损害民风民俗，使礼仪混。现在，应该上下令禁止这行为，仍旧让他们对自己的父母行跪拜礼。”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尚书左仆房玄龄说：“近来，山东的崔、卢、李、郑四大姓，虽然在前几代就已衰败，但他们仍依仗旧时的名望，自自大，号称士大夫。每当把女儿嫁给其他家族，总要大肆索取聘礼财，一味贪图数量，据财礼的数目决定婚约，就像集市上的商贩一样，这样败坏了风俗，也搅了《礼经》的规定。既然他们的门望与事实不符，看来，现在的礼仪制度应该有所改革了。”于是下诏，命吏尚书士廉、御史大夫韦、中书侍郎岑文本、礼侍郎令狐德棻等人订正姓氏，普遍收集全国家谱。并据史书传记，删除浮华，考订真假，如果一个家族上代了忠贤，就提升等级，了叛逆，就加以贬黜。依此标准，撰写了一《氏族志》。后来，士廉等人在唐太宗面前呈上所定的氏族等第时，仍把崔列为第一等。太宗说：“我和山东的崔、卢、李、郑，并无宿怨，只是因为他们世代衰微，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人官，却还自称是士大夫，婚嫁的时候，依此大量索取财。有的人才能见识平庸低劣，却还悠然自得地自夸门，炫耀死去的祖先，依附于富贵之列，我真不明白社会上为什么还会看重他们？如果有人能建立功业，爵位隆重，善于侍奉君主和父亲，忠孝都值得称赞，或者德仁义尚，学艺通博，这样也足以自立门，称得上是士大夫。如今崔、卢之类，只是自恃远祖的官厚爵，怎能和当朝的显贵相比呢？公卿以下的人，何苦给他们多送财，助长他们的气势呢？他们只图虚名不顾实际，想借此增加自己的光彩。我之所以要复位氏族，是为了树立当今显贵的地位，为什么还把崔列在第一等，你们这不是看轻我朝的官爵吗？所以，不以前如何，只照今天的官品、人才来定等级，并且这次量定等级将作为永久的准则。”于是把崔定为第三等。贞观十二年，《氏族志》全书完成，共一百卷，颁行天下。其后，唐太宗下令说：“氏族下，要以官爵相联系，婚姻的正，要以仁义为先。自从北魏失国，北齐灭亡，朝野变化，风俗衰败。早先的燕、赵古姓，后人多失去官爵，以前齐、韩旧族，行为也有悖礼义。他们名不闻于乡里；不免于贫贱，却自称门后裔，而不讲究嫁娶礼仪，依仗名望只在于勒索财，女儿必嫁给富贵之家。于是就有新官的人和钱财多的人家，羡慕富贵人家的祖宗，抢着和人家攀亲，多送财，如同买卖。双方有的自愿贬低家门，受辱于姻亲，有的夸耀过去的地位，在公婆面前行为无礼。这法积习已久，已经成了风俗，至今还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