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很大的危害。现在陛下圣明，可以无此顾虑，可是为了孙后代，不可不断绝这祸患。”唐太宗说：“不是你，我怎么会听到如此中肯的意见呢？从今以后，宦官不可再担任使者。”魏徵事后又写了一篇奏书，献唐太宗：

我听说国君贵在表扬善事，贬斥劣迹，亲近君，远离小人。如果善事得到发扬，那么君就会为国效劳；贬斥劣迹，那么小人就会自行隐退。亲近君，那么朝廷不会有劣政，远离小人，则不会偏听。小人并非没有微小的优，君并非没有小小的差错。君小小的过失，是白玉上的瑕疵。小人那小小的优，则如铅刀上锋利的地方。铅刀上那一锋利的地方能工巧匠是不会看重的，这小小的优不足以掩盖许多缺。白玉微瑕，好的商人不会嫌弃，小小的斑不会妨碍白玉整的丽。赞扬小人的优，而认为这是对善的正确判断；贬斥君的过失，而认为这是对恶的正确判断，这如同认为蒿草和兰的香味一致，白玉和顽石的质地一样，是丑不分，善恶不辨，这也是屈原投江自尽，卞和吐血的原因。如果认识了玉石的差别，蒿兰的不同，但不能善退恶，也是不明智的，这也是历史上郭国之所以被齐国所灭、史鱼之所以抱恨终生的原因。

陛下聪明神武，天姿英睿，护百姓，广开言路。能从各途径选人才，但陛下喜好贤才却不善于选择贤才，痛恨邪恶，但还没能远离小人。并且，陛下言语毫不隐讳，疾恶如仇，听到善行未必全信，听到劣迹就认为绝无错误。虽有远见卓识，但臣恐怕陛下有些地方还有不妥之。为什么呢？君愿意表扬别人的善行，小人专门诋毁别人的缺，如果听到劣迹就确信无疑，那么就会助长小人的气焰。听到善行就怀疑，那么君会很失望。为了国家的利益着想，急于用君而斥退小人，结果反使君受怀疑，小人得志，那么就会君臣失序、上下隔阂、国家混。哪里还称得上政治清明呢？并且，世俗之人，缺乏思熟虑，喜搬是非。一般而言，我们把戮力同心好事称作同德，把一起参与坏事称作朋党。可现在清浊同，善恶无别，把邪的人视为诚实正直，把同心同德的人称作朋党。被称作朋党的人，他们的言行就不被信任；被称作诚实正直的人，那么他们的一切都是可取的。这就是为什么陛下的恩德没有散布臣中间，臣的忠诚没有传达到朝廷上的原因。地位的大臣们不敢矫正朝廷的偏差，地位低的臣们又不敢指来，于是这法就形成风气，对国家极为有害，这足以助长邪，扰视听，如果不断绝这风气的源，将贻害无穷。幸运的是，如今国家还没有现大的祸害，这完全归功于陛下的谋远虑，国政现在虽然有所偏差，可是必然能够改正。如果现在遇到小的祸害，不加以制止，任由其发展，将来定会悔之莫及，这样的话，既不能将社稷传给后代，又拿什么作为后世的楷模呢？扬善除恶，有利于人，以古为鉴，有利于己。照容貌，要用平静的面镜；照自己的德行，要以前的圣哲作借鉴。如果能以古代圣明的帝王为自己的借鉴，那么自己行为的善恶就一目了然，何须史官的评判，何须百姓们的议论，帝王自然会功勋卓著，声名远扬。国君追求的不正是这样吗？

我听说，若论德的崇，没人可以超过黄帝、尧帝；若论仁义的厚，没人可比得上舜帝、大禹，如果要追慕黄帝、唐尧的风范，追上虞舜、夏禹的业绩，只有推行德仁义，择善而从。如果不能选有才能的臣，而把政务委托给凡庸的人，他们没有光和襟，必然会使国家的大丧失殆尽。如果严刑峻法，以控制天下的百姓，要想无为而治，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圣贤的国君治理天下，移风易俗，不用严刑峻法，只是推行“仁义”二字，没有“仁”就无法广泛地在天下施行，没有“义”就无法端正自，用“仁”来向天下人施行恩惠，用“义”来端正自，这样，国家政务就可以不严酷而达到太平，教化就可以不严峻而有所成就。仁义是治国的本，而刑罚是治国的辅助手段。用刑罚来治国，就像赶车用鞭，百姓们都已服从教化，那么刑罚就没有地方可施行了；能自觉地尽力奔跑，那么鞭也就没有什么用了。由此可见，刑罚不能使国家太平，这个理是很明显的。所以王符在《潜夫论》中写：“帝王的治国之没有比德教化更重要的了。百姓有自己的本、情，行为、风俗。本、情是本；行为、风俗是枝节。因此圣明的君主治国，崇本抑末，顺应民心，从而矫正他们的行为。百姓本纯正，那么邪之念就不会产生。所以有着上上智的圣人，无不关注和教化民心，所以说：‘听百姓的心声，顺从民意，是为了让百姓没有意见。”君王用礼去教化百姓，使他们本淳厚，明白他们的心愿。百姓相互护，守仁义之，那么就不会彼此伤害怀疑。这些都不是刑罚能够办得到的，只有依赖教化之功。圣人崇尚德礼仪，轻视刑罚，所以舜命令契推行五教，可是后来又让咎繇设置了五酷刑。立法的目的，不是为了制裁百姓的短和错误的，而是用来防范邪恶、补救祸患、约束邪恶从而使其纳正的。人们受到好的教化，就会怀有君之心；受到恶政的统治就会产生邪之意。所以好的教化对于人民的作用，就像酿酒工匠手中的曲酵一样。全国的老百姓就像温室里有待发酵的豆麦，怎样发展变化，全在于治政者的善恶啊！遇到好的官吏就心怀忠信而言行仁厚；遇到坏的官僚就心怀邪而言行浅薄。人们都忠厚了，就可以使国家太平；人们都浅薄了，就会导致国家危亡。因此，圣明的君主都致力于德化而鄙薄酷刑。德，是用来要求自己的；威，是用来束别人的。人生在世就像炉中化金一样，铸来的东西的方圆厚薄全在于模的形状啊！因此，世事的善恶，风俗的厚薄都取决于一国之君。治世的君主如果真能使普天下的人民都怀有忠厚之情而无浅薄之意，有奉公之善而无邪之恶，那么淳朴的风俗就又可以现了。”后来的帝王虽然不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