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中就可以看来。如果你能一直像这样实事求是，刚正不阿，那么你的好名声就可以永远保全了。如果你在这方面懈怠了，那将是多么可惜呀。我希望你能自始至终地后人的表率。这可以使后来的人看今天所发生的事，就像今天的人看古代所发生的事一样，这难不是很好吗？我过去没有听说过我所犯下了哪些过错，也没看见我所过的一切事中存在哪些缺陷，这些功绩都是依靠你们这些忠信、诚实的人的结果。你们不断地提一些很好的建议，用来告诫提醒我，丰富我治国的思想，如果仅仅依靠我个人的能力，哪里值得一提呢！”

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每当无事静坐，就自我反省。常常害怕对上不能使上天称心如意，对下被百姓所怨恨。只想得到正直忠诚的人匡救劝谏，好让我的视听能和外边相通，使下面没有积怨。此外近来见到来奏事的人，常显得心怀恐惧，连讲话也变得语无次。平时奏事，情况尚且如此，何况要折面谏诤，必然害怕犯逆鳞。所以每当有人谏诤时，纵然不合我的心意，我也不见怪。假如立刻发怒斥责，恐怕人人心怀恐惧，岂敢再说话！”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魏徵：“近来朝臣都不议论政事，这是为什么？”魏徵回答说：“陛下虚心纳谏，本来应当有话说。然而古人说过：‘不被信任的人劝谏，会被认为是毁谤自己；已被信任而不劝谏，就叫尸禄。’但是人的才能气度，各有不同：胆小怕事的人，心存忠直而不能谏；被疏远的人，怕不信任而无法谏；贪恋禄位的人，怕不利于自而不敢谏。所以大家沉默不言，应付着混日。”太宗说：“这些现象确实像你所说。我常想，人臣要劝谏，动辄害怕有死亡之祸，这和赴鼎镬被烹杀、冒刀剑被斩杀又有什么两样？因此忠贞的臣，并非不想竭尽忠诚，竭尽忠诚实在太难了。所以夏禹听了好的意见要拜谢，岂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如今敞开怀，接受谏诤，你们无须因为害怕而不敢把想说的话说。”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能正确对待自己的人是明智的，但要到实在困难。这像会写作的文士、有技巧的工匠，都自夸自己有本领，别人比不上。如果遇上著名的文士、工匠来评量指责，杂无章的文辞和拙劣的技艺就会显现来。这样说来，君主须有匡救谏诤的臣，来指过错。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事情，若单靠一个人来了解判断，即使再辛苦劳累，怎能把每件事都理得尽善尽呢？我常想念魏徵遇到问题时随事谏诤匡正，多次切中我的过失，这好像用明镜来照形，与丑都会显现来。”因而举起杯给房玄龄等几位敬酒，勉励他们也应这样。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从前虞舜制作漆，夏禹雕饰祭，当时劝谏的有十多人。饮皿一类的小事，何必苦谏？”褚遂良回答说：“从事雕细琢会妨害农耕，编织五颜六的彩带会妨碍妇女的正常事务。首创奢侈逸，就是危亡的开端。有了漆不满足，必然要用黄金来。有了金还不满足，必然要用玉石来。所以谏诤之臣必须在事情的开端就谏，等到已完再劝谏也不起作用了。”太宗说：“你讲得很对，我所的事情，如有不当，不论是在刚开始，或者是将完，都应当及时谏。近来我翻阅前朝史书的记载，有时臣下谏，君主就回答说‘已经了’，或者说‘已经同意了’，终究不肯停止改正。这样下去危亡的灾祸在一反手之间就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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