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政务都要忙到日落西山，五品以上的官吏，都要与他一起坐谈国事，宿卫之士，废寝忘，他虽然说不上仁义开明，却也算得上是一个励图治的君王。”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虽然格谨慎周密，但内心并不能明察秋毫。心里不能明察秋毫就容易犯错误，即使小心谨慎却也容易疑心重重。他本来是靠欺骗前朝皇帝的遗孤寡妇，夺取江山登上皇位的，所以总是害怕群臣不服，因此，他不肯相信手下的每个官员，每一件事他都自己判断决定，劳神费力，尽日理万机，最终却事与愿违，而且事情也不是都理得合情合理。朝中的大臣虽然知这，却不敢指来。丞相以下的官吏，理政务都只是敷衍应对。我不能像隋文帝那样治理江山，天下如此之大，事情如此之多，千万绪又变化多端，我怎能一人定夺。只有将政务给百官商议，由宰相筹划，事情才会稳当，才可以奏请皇上，下令天下执行。只靠一个人殚竭虑是不行的。如果一天理十件政事，有五件不合理，这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何况还有更差的呢？而日积月累，长此以往，错误必然更多，国家不灭亡才怪！为什么不广泛地任用贤良的人才，皇帝在朝廷密切关注政事，严肃法纪，谁还敢胡作非为呢？”唐太宗于是下令，凡是诏策有失误的地方，官吏必须上奏指，不能只照圣旨上的意思办事，必须尽到一个臣的职责。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治理国家和养病没有什么不同，病人觉好起来，就格外需要将息调护，如果犯禁忌，就会导致死亡。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天下稍微安定的时候，尤其需要兢兢业业、谨慎小心，如果就此骄奢放纵，必然到衰覆亡。如今天下安危，责任都落在我的上，所以我一天比一天谨慎，即使好了也不自夸。至于起耳目手足作用的，就寄托于你们了，既然君臣是一个整，就理当协力同心，发现事情得不稳妥的，要尽量把意见讲来，不要有什么保留。倘若君臣互相猜疑，不能讲真心话，实在是国家的大害啊！”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纵观古代的帝王，有的兴起有的衰亡，好像有了早晨就必有夜晚一样。这都是由于耳目受到蒙蔽，不了解当时政治的得失，忠诚正直的人不敢直言劝谏，邪恶谄谀的人却一天天得势，君主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最终自然灭亡。我既然居九重，不可能对天下的事情都看到，所以委托卿等，作为我的耳目了解下情。千万不可以认为天下无事、四海安宁就不在意。民可的是君，君可畏的是民。天的，如果有，人们就推他人主；如果无，人们就把他废弃而不用。这真可怕啊！”魏徵回答说：“从古以来的失国之君，都是因为在安定的时候忘记了危亡，在清平的时候忘记了动，所以不能长治久安。如今陛下拥有天下，内外清平安定，能够留心治国的方法，经常保持如临渊、如履薄冰那样谨慎的姿态，国运自然会长久。我又听古人说过：‘君主是船，百姓是，能浮载船，也能把船掀翻。’陛下认为百姓的力量可畏，确实讲得很对。”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古人讲过：‘国家在危急时不去支持，社稷颠覆时又不能去扶助，哪能要这样的人来宰相？’从君臣大义来讲，臣下能不竭尽忠心匡正补救吗？我常读书，每当看到夏桀杀死关龙逢、汉景帝诛杀晁错时，未尝不抛下书卷叹息。你们只要能义正词严地直言劝谏，使有益于政治教化，我绝不会以冒犯尊严、违背旨意而滥责罚你们的。我近来亲临朝堂理政事，也有违背法令的地方，而你们却认为这是小事，不据理力争。凡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小事不追究，大事就会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国家危亡，都是由此而起。隋炀帝残暴，死于匹夫之手，天下百姓，很少听到有人为他痛惜的。你们替我想想隋朝灭亡的事情，我为你们想想关龙逢、晁错被杀的教训，君臣之间相互保全，岂不很好！”贞观七年，唐太宗和秘书监魏徵漫谈自古以来的治理国家的得失时说：“如今大之后，不能急于实现大治。”魏徵说：“不对。大凡人在危难困苦的时候，就忧虑死亡，忧虑死亡就盼望天下太平；盼望天下太平就容易行教化。因此大动之后容易教化，正像饥饿的人对饮容易满足。”太宗说：“贤明的人治理好国家需要百年之久，才能消灭残，废除杀戮。大之后，要想大治，怎可在短期内到呢？”魏徵说：“这话是对一般人说的，并不能用在圣明的人上。如果圣明的人来施行教化，上下同心，人们就会像回声那样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