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从谏如，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类为善。初，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布野，外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朕从年轻的时候就喜张弓箭，自以为懂得如何识别弓箭的好坏。近来得到十几把上好的弓箭，就把它们拿给弓箭的师傅看，弓箭师傅说：‘都不好。’我询问其中的原因，弓箭师傅说：‘木的中心不端正，那么它的脉理就是歪斜的。这样的弓虽然刚劲有力，但去的箭却不直，所以不是上好的弓。’从这件事中我领悟很多理。我是通过战争取得天下的，所用过的弓箭非常多，而我尚且不懂得识别弓箭的要领；更何况我得到天下的时间还很短，对于治理国家的理，肯定不比我对弓箭的知识掌握得多。然而，我对弓箭的了解尚有失偏颇，更何况治理国家的要领呢？”从此以后，唐太宗定期召见五品以上的京官和中书内省的官员，每次召见，唐太宗都要赐给他们座位并与他们悉心谈，仔细询问廷外面的事，以便对老百姓的疾苦和政教得失有全面详细的了解。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中书省所草拟颁发的文告命令，门下省颇有不同看法，有时还发现错误，有没有指纠正？本来设置中书省、门下省，原是为了相互防止发生过错失误。人的意见，常有不同，有正确的也有反对的，追溯源都是为了公事。但有的人对自己护短，不愿听到指自己的过失，人家有所是非，就在心里暗自怨恨；有的为了避免和人家搞坏关系，互相顾惜面，明明知不属政事的范围，仍上施行。这迁就一个官员的私情，可以立刻成为万民的大害，实在是亡国之政，你们特别需要注意防范。隋朝时候内外大小百官，办理政事没有主见，而酿成祸，人们多不能仔细想想其中的理。当时那些人都以为灾祸不会落到自己上，当面说好话，背后搬是非，总认为没有什么；到后来大一起，家和国统统丢失，即使有脱的人，虽没有遭到刑戮，也是吃尽苦仅免一死，还会受到世人的舆论谴责。你们为大臣特别应该灭除私情，秉公办事，守正，凡事互相启发帮助，不要上下一个腔调。”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说：“近代帝王和大臣治理国家，多半不如古代，不知是什么原因？”王珪回答：“古代帝王治理国家，大都崇尚清净无为，以百姓为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却是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任用的大臣，也再不是饱学经史的儒雅之士。汉代的宰相没有谁不通一经书的，朝廷上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都引经据典，参照经书来决断，于是，人人懂得礼教，国家太平安定。但是，近代却重视武功，轻视儒术，或施用刑律来治理国家，从而导致儒术受到破坏，古代淳朴的民风也然无存。”太宗听后有同。从此以后，官员中凡是通儒学，又懂得治国之的，大都得以提，并委以重任。

贞观三年，太宗对边的侍臣说：“朝廷设置中书、门下这样的机要门，选择人才担任官职，他们的任务和作用其实是很大的。皇上下达的诏书和命令如果不正确，他们必须大胆地指来。然而近来我却发现他们只会唯命是从，顺推舟，没有一个人敢直言谏，朝廷的官员怎么能够有这样唯唯诺诺的作风呢？如果一个官吏只知发布诏书，抄抄写写，又何必千辛万苦地选择官员，委以重任呢？从今以后，上传下达的诏书如果不妥当，官吏必须直接指来，不能因为害怕冒犯了我的威仪，心中有数却沉默不言、假装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