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也会反目成仇，形同陌路。即使用严酷的刑法，威严的气势来控制下属使其屈服，他们也只不过为苟且保全命而心怀二志，外表谦恭却心存怨恨。怨气虽不在大小，但让人担忧的却是它违背了人心，这之中所蕴涵的理就像既可以让船行驶也可以让船沉没的理一样，难还不让人思和警醒吗？奔腾的车如果用腐朽的绳来驾驭，还能指望它跑得很久很远吗？

好的国君，在遇到想要的东西时，就要思考知足常乐的理，行自我约束。在有所行动之前，应该想一想，这是不是可以不，会不会惊动百姓。常常有危机意识，才能够使自己的思想谦虚平和。害怕骄傲自满，就应该常常思考海纳百川的理。如果喜打猎，就该有所限度。担心自己懈怠，就应该想想凡事如何才能善始善终。害怕自己受蒙蔽，就应该想一想自己如何虚怀若谷才能广纳臣的意见。担心听信谗言，就应该思考如何使自己行为端正，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实行赏赐，不要因为自己的喜好而随意改变标准。执行惩罚，也不可因自己一时的怒火而恣意滥用。到了“十思”，发扬了“九德”，那么一个国家就能够人尽其才，智者能够发挥他的智谋，勇者能够竭尽他的武力，仁者能够传播他的贤德，信者能够表现他的忠义，文臣武将都能够竞相为朝廷效力。这样一来，国家就会太平，君臣之间洽和睦，相安无事。国君可以安心巡游，弹琴作赋，颐养天年。天下自然无为而治，又何必去劳心费力，事必躬亲，违背无为治国的理呢？

唐太宗亲手诏书答复说：

朕看了卿写的奏疏，言语恳切。卿的一片忠肝义胆由此可见一斑。批阅你的奏疏，常常让我忘记疲倦，而且你的言辞让我受动。倘使卿对国情了解不，怎么能够为我提如此中肯的建议，而及时纠正我的过失呢？我听说晋武帝灭掉吴国之后，只顾骄奢逸，不再关心国家政治。太傅何曾退朝回家后，对他的儿何劭说：“我每天都看见皇上不谈论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而只是说一些日常生活的俚俗之语，这和治理国家的理相去甚远呀。这难不是将灾祸遗留给孙吗？国家在你这一代还不至于混，因而你的命暂且可以保全。”他又指着他的孙们痛惜地说：“可是到了你们长大的时候，必定遇上朝廷变故而命不保。”后来孙何绥果然遇上晋王室之间为争夺王位而发生的内叛，结果他在叛中，为荒的酷刑所杀害。以往的史书称赞这事，说何曾有先见之明。我的看法与之不同，我认为何曾可以说是不忠之臣，他是罪大恶极的。作为臣，上朝应思考如何指陈时政、尽忠直言，退朝时应废寝忘，弥补皇上的过失。这样使君主的德不断得到发扬，错误不断得到纠正，就是常说的君臣同治的理。何曾地位尊贵，权势显赫，应当直言谏，谈论治国大，匡扶时政。然而他在退朝后才说关于朝纲的言论，朝见时，在晋武帝面前却没有勇敢地直言规劝，说他是明智之人，难不荒谬吗？如果国家危亡却不知辅佐扶持，哪里还用得着这样的官吏呢？你所上书的建议，我已认真地阅读过了。这些金玉良言，应时时放在我的案上，就像古代用来警示自己矫偏纠过的信一样。这样，他日必定会有收获，等到过些年月，国家就会更加繁荣富庶。因为我有你的扶持，所以到很放心，就像鱼儿有一样，一切都得心应手、称心如意。你敢于直言而无所隐瞒的奏疏，我现在才回复。此后，我仍将虚怀若谷，恭敬地听取你治国方面的好意见。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边的侍臣：“守江山是难还是易？”魏徵回答：“很难。”唐太宗说：“我选任用贤才，接受建议就行了，有什么难的？”魏徵说：“据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难的时候能够选举贤才，接受忠告；到了天下太平的时候反而懈怠政务，疏远敢于直言谏的人，使之战战兢兢，不敢言。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会使国家灭亡。正因为如此，古代圣人才要居安思危。你想想，国家太平无事，却要使国君心怀忧惧，这难不难吗？”

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