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抛弃它，但卞和却佩带它。谁对谁不对呢？可以相信的是谁呢？礼仪和世俗相违背，哪个时代不是如此呢？鲁文公违反祭祖顺序，有三个臣离开了；鲁定公顺序祭祖，反而有五个臣离开了。有独到见解的话，明的人不会舍弃，世俗的人不会喜；能动众人的书籍，贤人兴地称颂它，而愚昧的人却躲开它。

王充的著作不可能完无缺。于是有人说：“嘴里不该讲让人挑剔的话，下笔不该有让人挑剔的文辞。文章要华丽好，讲话要雄辩巧妙。话讲得动听，所说的事情才能使人在心里再三玩味；文章值得一读，那样的著作才让人不释手。所以雄辩的议论，人们没有不听的；华丽的文章，人们没有不争相传抄的。现在你著的《论衡》既然是用比喻的方式来发议论，对世俗的批评就不合常情，又写得不漂亮，读起来很不舒服。师旷所奏的乐曲，没有不优动听的；狄牙的饭菜，没有味不好的。通今博古的人写的书，就没有什么缺。《吕氏秋》和《淮南》这两书，曾悬赏在城门上，观读它的人，没有说过“不”字。现在你的书没有那两本书好，文章虽然又多又长，仍然要遭到不少人的谴责和反对。”

王充回答说：养植果实就不注重养育，修养品行就不在言辞上下功夫。茂盛的草丛中往往有许多落，茂密的树林中必然会有许多枯枝。我写文章是想公开表明我的目的用意，怎能使自己的文章不遭受谴责和诋毁呢？忙着救火或救落者的时候，顾不上讲究自己的仪表；辩论是非的时候，也顾不上言辞的好。下追捕乌，顾不得调整自己的步伐；渊中捉蛟，顾不得考虑使用哪只手。我的文章言辞直截了当，但思想内容却很远；有些文章虽然言辞甜文笔尖刻，但思想内容却很浅薄无聊。千钟稻谷，糠就要占一大半；上亿的铜钱，坏了钱孔的会有成千上万。祭祀用的太羹必然淡而无味，最珍贵的宝石也必然有杂质；书籍文章难免差错，良工巧匠也会有不巧之。用此，再雄辩的言论也会有说理不周密的地方，再博古通今的文章也还会有可以指责的地方。有的人的话像金一般是因为它自权贵之，有的人的文章像粪土一样是因为它自平民之手。《淮南》、《吕氏秋》没有一再受到攻击责备，那是因为它们自有钱有势的人家。因为有势，所以才能把书挂在城门上；因为有钱，所以才能以千金为赏格。看到这书的人，个个惶恐畏忌，即使见有不合理之，谁又敢提一个字的批评呢！

王充的书写成以后，有人拿它与古人的书对，认为它不同于古人的著作。于是有人就说：“说你是在卖辞藻吧，你的文章却又有的直截了当，有的迂回曲折；有的拐弯抹角，有的平铺直叙。说你是在论述大理吧，讲的又都是些琐碎的事情，文章中尽是杂七杂八的东西，对照经书既不符合，与传书对比也不相称，和司迁的著作比不适当，和扬雄的著作归为一类也格格不。文章不与前人的相似，怎么说得上好，称得上巧呢？”

王充回答说：修饰容貌求与别人类似，便失去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修辞造句力求与前人相似，便损害了自己原来要表达的意思。众人的儿，是不同的父母，不同的族类所生的，他们不一定长得一样，他们各自承受了父母的气，形成了各自的长。如果文章必须与前人雷同才能称为好文章，这就是说只有代替好木匠去砍削木柴而不会伤手的人，然后才能称为技艺明了。文人所的事，各有各的路，有人善于雕琢辞句使得文章很妙，有人好辨别真伪以证论事情的真相。如果认为文章的构思必须与前人相同，文章的辞句必须互相沿袭，那就等于要求五帝同样的事情，三王建立同样的功业。貌的人面孔长得并不一样，看起来都很漂亮；动人的歌声音不相同，听起来都很悦耳；普通的酒和甜酒的气味不同，喝起来都会醉人；各粮的味不同，吃了都可填饱肚。如果认为写文章都必须和前人一个样，那就等于说舜的眉也应该是八采，禹的睛也该是有两个瞳人了。

王充的著作篇幅多份量大。有人说：“文章以字句简练主题明确为好，说话以语言简要思想清楚为，长于辩论的人，他的话必然扼要周到；善于写文章的人，他的文辞必然简洁鲜明。现在你所著的新书，超了万言，繁琐而不省略，读者没有耐心读完；篇幅太多，注释者不能一一领会。你所以落了个“躁人”的名声，是因为文章写得过多就不好。说话简短容易说好，文章长了就不容易写得恰当。玉少石多，多的就不珍贵；龙少鱼多，少的就必然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