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这就是文儒不如世儒的理。”

回答说：并非如此。文儒世儒解释圣人的实情，是于同一个动机，有同样的效验，目的都是想追随圣人。事情虽然不同但勉力从事是一致的，说的话不一样但理却是相同的。为什么说文儒的议论对社会没有补益呢？世儒的学问容易，所以世人学习的就多，平凡的事情都可以分低来，所以官府朝廷中都设置了他们的职位。文儒的学问，卓越非凡不循常规，人们很少读他们的书，他们的学问即使没有用来传授，门下即使没有弟，但他们的著作文章奇伟不凡，世上的人同样传他们的著述。那些世儒的都是虚妄的言论，只有这些文儒的才是有实际内容的文章。判断比较这两儒生，哪一个贤明呢？考察古代贤能的人著书立说，自己用自己的学问，自己在社会上名。世儒在当时即使尊贵，如果没有被文儒把他们写书里，他们的事迹就不会传。周公制礼作乐，名声传而不灭绝。孔编写《秋》，名声传而不灭绝。周公、孔是圣人，难以用他们作例来论证人才。汉代写书的人有陆贾、司迁、刘政、杨云等人，他们的才能如同奇人一样，他们的名声不是靠别人得来的。世人传闻的《诗》家鲁申公，《书》家千乘郡的欧生和公孙弘，如果不是遇上太史公将他们记载下来，世上的人也不会知他们。凭自己的学问名的人与依赖别人才名的人相比，哪个更好呢？能够记载一百个人的事迹使他们名，与仅仅能使自己名的人相比，哪个更明呢？

有人说：“从事著述的人，只是有空闲时间来思考罢了，不一定是他才智众不同于平常人。居住的地方不幽静，文思就不会到来。如果让从事著述的人，总揽各方面的事，掌国境之内的职责，心情急切忙忙碌碌，他还有什么空闲去从事著述呢？假使让一个平庸的人把闲暇时的思虑积累起来，也能写八十多篇文章。周文王忙于政务太偏西也没有空吃饭，周公洗一次要中断三回来接待客人，还有什么空余时间悠闲自在地用笔在简札上写丽的文章呢？孔写成了《秋》，是因为没有被周天重用。司长卿因为不能参预公卿的事务，所以能写成《虚赋》。扬云因为只当了中郎这样一个闲官，所以才能写成《太玄经》和《法言》。如果孔能当上君王，《秋》就写不来；假如司长卿和扬云了丞相，《虚赋》和《太玄经》就不会有如此的巧妙。”

回答说：周文王忙得到太偏西了还没有空去吃饭，这是为推演《易》和增加卦数。周公洗一次要中断三回，这是忙于为周朝改订法度和制礼作乐。周朝的礼制不败坏，孔就不会写作《秋》，并不是因为他有空闲时间来思考，而是因为周代的礼制已经不完备，不能再沿用了。他承受了天地的文采，发自内心而写作，哪里是闲着无事而写作以免荒废日月呢？这乃是对虚妄有所而引起的，就像源会淌气会蒸腾一样非写不可。仲辅佐齐桓公，以致于多次召集诸侯会盟；商鞅辅佐秦孝公，为秦国开创了帝王之业。然而他们两人写的书，也有几十篇之多。司长卿和扬云，也是仲、商鞅这类人。由于他们都有所，因此才不相上下；才相同，因此学问相当。他们都在官而又各自著书，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空闲。过问的事情越多见识也就越广博，官务越繁忙见识也就越厚。居住的地方不幽静文思就不会到来，文思不来下笔就不利，顽固愚笨的人，有幽室供他思考，即使他无所忧虑，还是写不一个字来。人才有能与不能，而不在于有没有空闲。有缺乏才智而不能思考的人，没有备才智而不能写作的人。有才智很想写作而无所缘起的人，没有才智很低而由于有空闲就能记录成文的人。大概奇才有无从下笔的，没有不会写作的，有看不到的，没有缺乏功夫行写作的。

有人说：“凡是著书立说的人他的力智慧已经穷尽，居官位就不能胜任职责。大约人的思想偏重于某个方面，那么力也就会在这方面用尽。著书立说的人，写的东西奇特，他的才智已经到了极限，他的智慧已消耗殆尽。考察古代著书立说的人，大多在闲散无事的地位；至于辅佐将要倾覆的社稷，安定将要危亡的国家，这不是著书立说的人所能到的。有所推动，有所持，就会有所开端，写成百篇的文章来。吕不韦写《吕氏秋》，全家放四川；淮南王作《淮南》，遭祸至全家被死；韩非著《韩非》一书，自己被害死在秦国的狱中。自尚且不能保全、怎么能辅佐国家呢？在那方面有所擅长，在这方面怎么能不有所不足呢？通写文章，怎么能不在政治上有所不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