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被烧掉的分。真像这说法的话，《尚书》二十九篇，就是秦焚书后的剩余了。七十一篇被烧成了炭灰，为什么二十九篇唯独会遗留下来呢？伏生年纪大了，晁错跟他学习《尚书》时，恰好学得二十多篇，伏生死了，所以唯独二十九篇现在世间，而七十一篇亡失了。本来亡失的是七十一篇，反而说成是二十九篇亡失了。

有人说《尚书》的二十九篇，是效法天上的北斗星和二十八宿。四七二十八篇，另外那一篇说成是效法北斗星，所以有二十九篇。《尚书》在秦朝灭绝，其中存在能见到的有二十九篇，怎么谈得上是效法星宿之数呢？汉宣帝时，得到散失了的《尚书》和《易》、《礼》各一篇，《礼》、《易》的篇数也才补足，又哪会有所效法呢？据百篇《尚书》的序言，缺遗的有七十一篇，单单为二十九篇编造效法星宿的说法，怎么行呢？有人解释说：“孔另外选了二十九篇，唯独二十九篇有所效法。”这大概是一般读书人的解释，不一定是传记上的明文。二十九篇残缺不全，就有传授它的人，据这个不完整的篇数，编造效法星宿的说法，既失去了圣人的本意，又违背了古今的事实。经书有篇数，就像有章节句读一样；有章节句读，就像有文字一样。文字有一定的意义以构成句，句有一定的数目以构成章节，章节有一定的例以缀结成篇。篇就是章节句读的结合。说篇数有所效法，这就是说章节句读也有所效法了。《诗经》古时候也有几千篇，孔删去重复的篇数，订正而保存下三百篇，如同《尚书》只有二十九篇一样。说《尚书》二十九篇有所效法，这就是说《诗经》三百零五篇也有所效法了。

有人解释《秋》，说是效法每年十二个月的。《秋》鲁国十二公编年纪事，如同《尚书》有一百篇一样，一百篇无所效法，十二公怎么会有所效法呢？解释《秋》的人说：“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人’周全，‘王’完备，表彰好的，谴责坏的，整顿世，使它返回正，没有比得上《秋》的。”如此说来，通过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为人之和治国之正好全讲透了。一国的军队有六师一万二千人，就完全可以攻伐敌寇，横行天下了，有令即行动有禁即停止，不一定是效法了什么东西。孔编写《秋》，只记载了鲁国十二公，正像一国的军队有六师一样；将士有一万二千人，正像《秋》纪年有二百四十二年一样。六师一万二千人，就完全可以组成一国的军队，那么孔通过《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的纪事，也完全可以阐明自己的理了。论说此事的人喜把理说得神乎其神，把意义夸大得毫无边际，认为不这样就会遭受祸殃，所以经传的篇数，都被说成是有所效法的了。考订实本，评论那些文章的义，孔编写《秋》和那些贤人写书，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圣人写经，贤人写书，意义和理讲尽了，文辞完备了，就构成了篇。他们编写一篇，就把同一个类的内容归在一起，把章节互相连接起来。如果类不同，论说不一样，就另外写成一篇。意义不同文章就不同，事情改变了篇目也就更换了，据事情的意义来写作，有什么效法模仿的意思呢？

有人解释《秋》记载的二百四十二年，认为上寿九十年，中寿八十年，下寿七十年，孔是据中寿年数的三代而作《秋》的，三八二十四，所以是二百四十年。又解释说这是汉朝享国年数的一半。又解释说这二百四十二年，为人之周全，君王治国之完备。如果据中寿三世而确定年数的这个说法正确，那么所谓把“人”、“王”讲透的说法就不对了；如果说所谓把“人”、“王”讲透的说法正确，那么据中寿三世而确定年数的说法就错了。二者互相冲突而想确定它的义，圣人的本意又怎么来确定呢？凡是记载事情而标明年月日的，是为了记得详尽以表示对事情的重视。《洪范》用五纪、岁、月、日、星，是记录事情的文字，不是效法模仿的说法。《秋》记载鲁十二公享有君位的年数，总共有二百四十二年，这些就成了确立中寿三世说的据了。实际上，孔记载鲁国十二公的历史，是认为十二公的事情正好足以阐明“王”据中寿三世的说法，而中寿三世的年数正好是由十二公的享国年数才凑足的。如果据记载十二公的事情足以阐明“王”，那么二百四十二年就不是为了凑足中寿三世的年数才现的。如果据中寿三世的年数，取三八二十四之数，二百四十年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多取二年呢？解释的人又说：“这是想要合鲁隐公纪元的开始。不多取二年，那么隐公元年的事就不能记载在经书里了。”如果《秋》本来是据中寿三世的年数而作的，那么何必一定要用隐公元年的事情作为开端呢？必须要用隐公元年的事情作为开始，这是以年代完整理完备为据，据中寿三世年数的说法不再适用了。假如隐公享国五十年，是把隐公元年以来的事情都记载下来呢？还是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