桀溺避开世俗隐居，伯夷、于陵仲放弃富贵而自取贫贱，这并不是他们的本意。

把清静无为没有望，志向不在于官，只是想保全自修养情的人称为贤人吗？这就是老聃这一类人。家与贤人所以不同类，在于贤人忧伤世而企图拯救世人脱离苦难，因此孔日夜忙碌，墨匆忙不安。不而与孔、墨这样的人从事同样的事业，而倒回去与黄、老那样的人修养同样的品，这就不是贤人。

把千里赴义，对老师、长官、朋友不废弃礼节的人称为贤人吗？只有那些家财富足，力劲的人才能胜任这事情。生活贫困就拿不财来讲究礼节，弱多病就不能奔波千里讲究义气，因为他们承受不了。所以拥有百金的富贵人家，就是远在境外也没有断绝往的；有千乘战车的大国，盟国之间不会废弃相互赠馈的礼节，这是由于财富多的缘故。假如谷粮像火那样容易得到，即使是贪吝的人，也会跨越境界给人们施舍财。所以财少就连正常的礼节也不能讲究一，财富有余就能胡施舍给上千的人，家境穷得没有一筲粮储蓄的人，就难以用往和布施来责备他了。挑着担千里奔波的人，执鞭骑跨越疆界的人，手脚磨了，面孔晒得黝黑，不会患力不支的疾病，他们的力肤一定有与常人不同之。据此推论比照那些为长官作证的官吏，他们之所以能到自受刑吃苦而不肯供一字，也是由于他们的肌骨节的缘故。骨就能掩盖事实树立节义，骨弱就会歪曲事实败坏名节。豫让毁伤自，连妻也不认识他了，贯被拷打，全没有完整的。壮实的与众人有不同之的人，他的气节行就有与众人不相同的地方。

把通经书带学生聚集门徒讲学的人称为贤人吗？那些通经学的，是儒者。儒者，是靠学习经书才成儒者的。儒者靠的是勤学经书，勤学经书，也就成为儒者了。传授前辈老师的学问，把老师讲的东西背诵下来再用它去教育学生，心中没有一创见，也不能思考判断论的正确与否。投送文书的差役递送文书，就同守门人传达长官的命令一样，封记完整文书没有遗失，传达命令清楚转达指示没有错误的人，就是很好的了。儒者传授学问，不随便改动一字，前代老师的古话，至今全详尽地保存下来，即使带领门徒百人以上，在博士、文学之列，不过是邮人、门者这类人罢了。

把博览古今图书，秘隐传记无所不熟记的人称为贤人吗？这不过是与儒者同类的人。才智对事有广泛兴趣，勤奋学习而不间断，就像容成的后代，有祖上留下来的著作，得以继承祖上的书籍，细心阅览认真诵读。或者掌图书档案，就像太史公和刘政这类人，有主书籍文献的职位，也就有了博览群书学问通达的名声。

把权术诈谋奇异，能率领士兵统率众将的人称为贤人吗？这是韩信这类人。国家战时建立功勋，称为名将；在社会安定时才能没有地方施展，反倒陷灾祸之中了。“飞的鸟被死，良弓就被收藏起来了；狡兔被猎获，优良的猎犬就被煮了。”有权术诈谋的大臣，就像飞鸟的良弓、获狡兔的良犬一样。安定和平的时期，这人没有用，就像良弓被收藏良犬被烹煮一样。安定和平时期的君王，并不是要抛弃有权术的大臣，轻视有战功的将士，而是他们生平用来辅助君王的本领，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假如当初韩信运用善于权变的才能，像叔孙通那样的事业来，怎么会有因谋反而被殊死的灾祸呢？有攻打敌的权谋，没有安守和平的智慧，懂得领兵的计谋，却看不到天下已经稳定的大势，在和平安定的时期，却搞叛逆的密谋，这就是他之所以功劳、封国被取消，不能称为贤人的理。

把有才而善辩，言语动听言辞巧妙的人称为贤人吗？那就是贡这类人。贡的才超过颜渊，孔却把他排在颜渊之下。真实的才能并不，才机智锋利的人，人们必定会称赞他。自汉文帝赞赏虎圈啬夫，斥责上林尉以后，张释之举周、张相如为例，汉文帝因此才醒悟。那些以才善辩的人，就如虎圈啬夫这类人一样，很难用他们来观察一个人是不是贤人。

把文思捷，落笔快得像雨洒下的人称为贤人吗？笔快与才好，实际上是一回事。说来就是言语，笔写来就是文章。善辩的人，不一定才；这样说来，下笔捷的人，也不一定多智了。而且文章写得快是应用在什么地方呢？是应用在对官府的事务理得快吗？官府的事务最难办的莫过于审理案件，审理案件有疑难就用“请谳”的办法。举世善于断案的莫过于张汤，张汤援用法律条文苛刻，在汉朝，并不称他为贤人。太史公排列人下，认为张汤是酷吏，残酷并不是贤人的行为。鲁国树林中痛哭的妇人，老虎吃了她的丈夫，又吃了她的儿，她所以不愿离开那里，是因为那里赋税不苛繁，官吏不残暴。酷吏，是苛刻残暴的那类人，很难以他们为贤人。

把善于作赋、颂，能写宏伟华丽文章的人称为贤人吗？那么司长卿、扬云就是这样的人。文章华丽而且篇幅大，言辞妙而且旨趣，然而文章却不能判断确定是非，分别不正确与错误的真实情况。即使文章像锦绣那样，意像黄河、汉那样，老百姓却不能从中明白是与非的界限，这对于制止虚作假，崇尚实际教化没有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