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重视。有人说：“确实是这样。法令是汉朝的经典，文吏的议论取决于它。事情以法令来判定，确实是很明白的。”我说：五经是汉朝所立，儒生完的政治主张和大理，都自五经当中。董仲舒阐术《秋》的理，跟今天的法律是符合的，没有什么违反和不同。然而《秋》，汉朝的经典之一，是孔写的，留传到汉代。评论的人只尊重通法令的人，不抬《秋》，这是愚昧不明的表现。《秋》和五经，理是互相贯穿的，既然赞赏《秋》，又不推崇五经，这是不懂类推的理。五经就是阐述原则的。事情不如原则重要，原则被执行了，事情就办成了，没有原则，事情就办不成。然而儒生学的东西，正是原则；文吏学的东西，是理事情。假使才能相同，应当以学习原则的儒生为，如比对于文吏，就像用洗污泥，用火烧去腥味一样，与火，是原则，运用它的人，是理事情的，理事情对于原则只是细枝末节。儒生能治理本，文吏只是理细枝末节，属本的原则与属细枝末节的事情相比，要判定其尊卑下，就可以衡量来了。

尧以德使百姓和睦。孔说：“孝顺父母，尊重兄长到极，就能与上天相通。”张释之说：“秦朝那些‘刀笔小吏’的，使秦每况愈下直到二世，秦朝灭亡。”张汤和赵禹是汉朝明的官吏，司迁作《史记》，把他们列在《史记-酷吏列传》中，认为他们导致了西汉的灭亡。他们与“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的人相比，谁令人义愤填膺呢？地方长官虽懂得经学是最的理，但不尊重学习经学的儒生，因为他们看见读经书的儒生的能力赶不上能理事务的文吏。

宰的刀可以杀，杀的刀难以宰。刺绣的师父能帐幕和衣裳，补破衣服的工匠不能纺织锦缎。儒生能文吏的职事，文吏不能树立儒生的学问，文吏的才能，确实低劣不及儒生，而儒生不学习文书，确实是尚不肯去。禹疏通江河，不拿锸，周公旦筑雒邑，不握筑杖。其实，笔墨公文是锸筑杖之类工，而想要使有志于大的人亲自去作文吏的事务，这是叫大将军亲自去冲锋陷阵，要级工匠亲自去砍木啊。

能够解释一经书的儒生，去理一曹的事务，十来天个把月就会了；掌一曹事务的文吏，去学一经书，一年也不能学成。为什么呢？因为文吏的事情容易懂得，而经学却难得懂。儒生不但要懂经书，而且要通圣人的意思，文吏只需动笔，考察下老百姓的事。能够懂得大圣人的意思。跟只懂得百姓的事情，哪个困难呢？能够通艰难经学的人才，掌握了经书章节字句的解释十万字以上，还有余力其他事情。至于学识渊博，通览古今的人，衡量他们心中的智慧，远远超能解说十万章句的人。文吏懂得的，不过是辨解公文。有千金的人比起只有价值百十个钱的人，哪个富呢？粮堆得像小山，与粮积聚像小坻，哪个呢？世上把有名声的人才当作名贵的宝，宝大装的东西就多。然而儒生所装的东西，可以说是多得很。

飞蓬长在麻中间，不扶自然会直；白纱放黑染缸，不染自然会黑。这话是说学习的好坏，会改变人的本，儒生的本，不是就都好的，受圣人孔孟之的刻影响，白天晚上地诵读，才得到了圣人的行。文吏从小就练习写字，只要手练习并且成行，没有文章诵读，也听不到仁义的话。长大了文吏，舞文法，顺着私心为自己，使劲追求个人的权力和利益，审理案件就接受贿赂，治理百姓就搜刮掠夺，在重要职位时就滥用权柄，得皇上幸就卖地方长官。一旦官，华丽帽，佩锋利宝剑；掌权一年，老百姓的田地房屋一齐兼并。他们本并非都坏，是所学所作违背了孔孟之。所以在儒门学习好的东西，趋于接受仰慕正义，其志向和节就会由于自己努力变得很尚，明的地方长官看到这一，就会重用儒生。东海国的相宗叔庠，广泛招致隐士，秋会飨，设置三等，名次先后授官，全府的官吏，儒生占十分之九。陈留太守陈瑀，广开儒生门路，选各曹的掾史，都能讲授儒家经书；理公文的文吏，占十分之一二。这两位地方长官都懂得和事之间的理，通晓他们之间数量的多少，所以世人颂扬他们的名声，书籍记载他们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