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文吏有过错，一般人都不敢去诋毁。把错的东西归罪给儒生，把对的东西归给文吏。其实，儒生的才能不比文吏低下，也不是他们学习的本事没有用，而社会上一般人都诋毁他们，是因为看见地方长官不喜任用他们的缘故。地方长官不喜任用他们，是因为很多事情自己不能亲自理，需要文吏来主持办理。于是衡量和选择人材，区别他们能力大小，希望对办事有好。文吏善于理烦杂事务尽力于自己职务，好本职工作建立功绩，所以地方长官重他们的能力。儒生事事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不能担当繁杂的工作，地方长官有烦难疑问，不能效力。他们的能力对于理时事没有用，那么当官就不到他们上。地方长官用官的标准来考人的才能，人的才能大小又以当官作证明，所以社会上一般人常常看重文吏，看不起儒生。儒生被轻视，文吏被重视，源在于无能的地方长官。可见社会上一般人的评论，都顺着地方长官的喜与厌恶。

像当今的地方长官，才智，地位显贵，起着纲领作用，事情没有不由他们作决定的，他们设置文吏，是为了填满名额，足以辅助自己实现志向。如果他们的志向在于修养德，致力于提倡教化，那么文吏就会被看成瓦石，儒生就会被看成珠玉。文吏能解决困难问题，理烦杂事务，却不能保持住自的节，那么也就不能辅助地方长官。儒生没有学习过文职工作，却善长于纠正过失，地方长官为非作歹，冒危险规劝也不惧怕。考察社会上能树立忠心耿耿节的，实现三谏之义的，使地方长官检自，约束自己，不敢不正直的，大多是儒生。而迎合地方长官意志，不择手段讨喜和争幸的，地方长官想放纵，低沉默不说话的，大多是文吏。文吏以理事务占优势，在忠诚正直方面欠缺；儒生以保持节占优势，在理文职事务方面欠缺。二者都有长与短，各有合适的工作，当今的地方官吏，对二者都各有所取的。选取儒生的人，一定是讲究德和提倡教化者；选取文吏的人，一定是注重事务和重视理烦杂工作者。

自己才能不够则需要帮助，需要帮助就要依靠有能力的人。官吏设置辅佐，是因为能力不足；选取有能力的属吏，是因为自己才能不够。太照耀黑暗，不需要灯烛；孟贲、夏育御敌，不靠辅佐。假使地方长官的能力，都像太照耀黑暗，孟贲和夏育那样难于抵挡，那么文吏的才能就没有用了。病发作而医生就有人请，灾祸来了巫就人有用。如果自己能开方药，会室捉神鬼，那么医生就没有人请，巫没有人用。桥梁的架设，是因为人的脚不能跨越河沟；车的使用，是因为人跑不能跑得很远。要是人的脚能跨越河沟，人跑能跑得很远，那么桥梁就不用架设，车也不要使用。天地间的事，人尊重崇敬的原因，都是因为能力低下智慧不够，需要依仰它来充足。像当今的地方长官，不责备自己没有才能，却轻视儒生不学习文职；不追究文吏得到重用的原因，而尊重他们的才能，认为他们是好官吏。于是就认为，不是文吏，忧虑不能排除；不是文吏，忧患不能解救。所以选举时常要老办事的人，考官吏常取章办事没有差错的人。儒生没有理时事的功绩和经历，所备的能力不能胜任繁杂的事务，所以在选举时于下等，在朝廷上失去地位。

儒生中脑聪明行动捷的人，随着当时情况变化，学会作官的一，就追随文吏的后面，从未得过好名声。而遵守先王之，持自己志向，遵守讲求礼义的，往往地方长官不信任，被文吏鄙视、戏。由于不被重用就执意要退职，被鄙视、戏就到不得意，因而办事不勤勉，观察事情不细，从而被认为没有能力，被数落不会办事。儒生中只有一般才能没有尚抱负的，学会了作官的一，与文吏混在一起，窥测地方长官的喜好，迎合当时的急需，转变志向改变作为，日夜兼程又学又问，不到羞耻，只是希望成为一个擅长文书名的人罢了。而那些有尚志向好节的人，耻于降低自己尚志向，损害自己崇品德，去献媚求官，因而恨那些“有俗材而无雅度”的儒生。等到他们文吏行列，仍然持自己尚的志向，不肯就学文吏一。也许因为在理问题上，熟练程度不够，考虑疏不周密，遇事不知怎么办；在官场上对答有错误，跪拜不熟练，退违背礼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