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一个人的贤德，就像名声不能用来断定人的实际品德一样。张仪和苏秦是排难解忧的人，于战社会，实行合纵与连横的主张。在这时候，稷和不契不可能与他们争比计谋，禹和皋陶不可能与他们比效果。至于说气候正常，风调雨顺，五谷丰收，盗贼减少甚至消灭，人人讲究廉洁谦让，家家推崇德的功绩，禄命显贵好，治国方略能到的，这些都不是德能促成的。司迁记录功绩，是有意向后代推崇，因此在记录成就时就突其效果，广泛收录卓越人，因为张仪和苏秦的功绩值得赞，所以列了他们的事迹。由此说来，佞人也能用权术游说立功效果。即使没有效果，也不能把他们说成佞人。有人会质问说：“恶人中立功的称作佞人。能功绩的人，才智一定明；思虑远的人，一定依靠仁义，可是他们都混杂在大贤之中。所以“觉佞”篇说：‘君主喜辩论，佞人便言语锋利；君主喜文章，佞人便文章华。’与君主心意相同，碰巧投合了君主的心意，君主由于喜就看不见他的错误，怎么还能知他们作假并察觉他们的邪呢？”我说：这是说平庸的君主，才能低下脑糊涂，才被蒙蔽迷惑看不见。要是圣贤的君主，就能考察清楚明白，像看砧板上的，手掌中的纹理，数棋盘上的棋，车辕中的一样。鱼鳖藏在潭里，捕渔的人知它们生息的地方；禽兽躲在山中，打猎的人看得见它们的行踪。佞人的行不同于一般人，一般人不能看来，可见平庸的君主，是没有超才智的人。又会有人质问：“‘君主喜辩论，佞人就言语锋利；君主喜文章，佞人就文章华。’既然言论行都相同，又怎么能察觉他们呢？”我说：《大礼记-文王官人》上说：“据他从前的话来衡量他后来的行动，听他后来的话来检查他过去的行动，看他公开的表现来考察他背地里的行为，观察他的内心来衡量他的外表。”所以假装亲善故作清的人就能识别，修饰伪装不真实的人就能辨别，质朴诚实为善的人就能知，有忠心保持气节的人就会显现来。佞人原来的格不善辩论，由于君主喜辩论，佞人便学着迎合君主；佞人本来的才能不会作文、由于君主喜文章，佞人就想去迎合君主。君主奢侈，佞人自己就穿着华丽的服装；君主节俭，佞人自己就不修饰打扮。现在的行与过去的不一样，在朝廷上的行为与在家的不一样。考察他们在乡里的行为，验证他们在朝廷上的行为，察看他们供养双亲的节，清他们事奉君主的品德，要是内外互不相称，名声与实际互不符合，碰巧就会显现来，邪的伪装就会被察觉和揭来。

有人问：“人的行没有永恒不变的，可以斟酌形势制定适当的措施，因而诚实的人有时也会欺骗人，正直的人有时也会不公正。一个人斟酌形势变化有所安排，前后行动可以不一样；一件事为了适应需要，对周围的人可以说不同的话。儒者的书上记载，权宜之计不止一。现在用平素一贯的言行来考察他们，不是不符合实际情况了吗？”我说：贤者有权宜之计，佞人也有权宜之计。贤者实行权宜之计，后来有好结果；佞人实行权宜之计，也违反常规，但后来得到坏的结果。所以贤人的权宜之计，是为了公事为了国家；佞人的权宜之计，是为了自己为了家。观察他们所实行的权宜之计，就可以评论贤人与佞人；观察他们的动机，就可以说邪恶与正直了。

有人问：“佞人喜诋毁人，有这事吗？”我说：佞人不诋毁人。如果诋毁人，这人就是谗人。为什么呢？因为佞人寻求利益，所以不诋毁人。如果对自己有利，为什么要诋毁他呢？如果不对自己有利，诋毁他也没有好。用计谋求得好，用权术得到利益，利益和好得到了，还要嫉妒别人与自己一起官，然后危害别人。他们危害人并不诋毁人，而他们害人并不薄待人。他们称赞人而危害人，所以人不知；厚待人而危害人，所以人不怀疑。因此佞人危害人，人却不怨恨他；害人，人遭灾祸却不仇恨他，这是因为佞人隐藏自己的真情实意得很巧妙的缘故。如果诋毁别人，别人也要诋毁他，得众人不亲近，士不依附，怎么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而从君主那儿取得利益呢？

有人问：“佞人不在一般人面前诋毁人，在郡将面前会诋毁人吗？”我说：佞人是利用别人去欺骗郡将，而不在郡将面前诋毁人。这人又问：“那么佞人是怎么的呢？”回答是：佞人要诋毁人，就先赞扬他；要危害人，就先安稳他。怎样诋毁，怎样危害呢？假如甲有尚的行特殊的智慧，名声显赫，唯恐郡守召见询问甲，扶植提超过自己，佞人想故意使他被废置不用又不说他的坏话，就常常大加称赞他。推荐甲的人很多，郡守将打算用他，去问佞人，佞人肯定回答说：“甲很贤能应该召见他。为什么呢？甲的意思是不想留在县里，过去听他说过，声称希望郡府，在郡里则希望州府，由于志向很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