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小心翼翼地特意侍奉上帝，得到许多福祐；他的德行不邪，因而享有四方诸侯国。’君王你没有邪的德行，将要拥有四方诸侯之国，为什么要担忧彗星呢？《诗经》上说：‘我没有什么借鉴的，只看到夏朝和商朝，它们由于政治昏的缘故，老百姓终于亡。’如果君王的德行邪，百姓就要亡，太祝和太史的禳解活动，是无法弥补的。”齐景公听了很兴，于是就停止了对彗星禳解的祭祀和祈祷。

齐景公想禳解彗星的灾难，就像韦想转嫁火星的灾祸一样。宋景公不肯听信韦的劝说，就像晏不肯依从齐景公禳解彗星灾难一样。齐景公如像韦，晏如像宋景公。同样的凶兆，同类的事情，表现在两个人上，上天好像赞赏宋景公，让火星移动三个地方，延长他寿命二十一年，唯独不称赞晏，让彗星消除增添他的寿命，为什么上天保祐善人那么不公平、不纯正，不用同一个标准呢？国君有好的德行好的言语，好德行生于好心，好言语于好意，它们同样的来源，同样的气，没有什么两样。宋景公说了三句好听的话，在他说三句好话之前，必定有好的德行。有好的德行，一定有好的政治。政治好，就会有吉祥的征兆现，福祥的到来，火星就没有理由迫近心宿。假使宋景公有错误的德行，导致成恶劣政治，恶劣政治发生，就会凶兆现，火星就会迫近心宿，像桑树和穀树就会突然在朝廷里长。商宗消除桑树和穀树的灾祸，是靠改善政治，而不是靠讲好话；宋景公消除火星的灾祸，也应该靠好的行动。宋景公有恶劣德行，所以火星侵犯心宿。他却不改善政治修养德行，而是坐着说三句好话，怎么就能动上天！上天怎么肯答应！用什么来证明呢？假使让宋景公说三句坏话，能使火星吃心宿吗？三句坏话不能使火星吃掉星宿，那么三句好话怎么能使火星退去转移三个地方呢？以三句好话得到二十一年寿命，如果说一百句好话，那不是要得到千年的寿命？这不是上天保祐善人的意思，也不是用赐福来报答诚心人的实情。

韦的话说：“天虽在很的地方，但它的耳朵离地面却很近，君王说了三句作为君主该说的话，上天必定要三次奖赏君王。”其实天跟地没有什么不同。凡是有形的，耳朵都生在上。与耳朵分开，从来没有过。天离人有数万里，假使让耳朵长在天上，要听数万里之外说的话，是不可能听见的。一个人坐在楼台上，观看地上的蝼蛄和蚂蚁，尚且看不见它们的，怎么能听到它们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蝼蛄和蚂蚁的细小，不如人大，声音小、气少，是不可能达到楼台上的。如今天很很，并非楼台可比，人与天比，不同于蝼蛄和蚂蚁跟人比。说天能听见人说话，于是随着人的善恶而降吉凶，这不对。四方的民族到中原地区来，要通过翻译才能互通语言。同样的形，承受相同的气，说话却互相不懂得，即使是五帝三王也不能离开翻译而独自懂得四方民族的语言，何况天与人不是同一形，声音跟人不一样！人不知天要什么，天又怎么能知人要什么呢？假使天是实，耳朵离地面太远就不能听见人说话。假使天是气，气同云彩烟雾，怎么能听得懂人的话！解释灾变的人说：“人在天与地之间，就像鱼在中一样。人能够用行为动天地，就像鱼动能震一样。鱼动被震，就能使气受应发生变化上达于天。”这不是事实。假使真是这样，也不会上达于天。鱼长一尺，在中动，震动旁边的不会超过数尺，大的不过与人一样，所震的远近不过百步，而一里之外仍然安然清彻平静，因为离得太远了。如果说人行的善恶能使气变动，那么其远近应该跟鱼震的远近相等，气受人行善恶应变化的范围，也应该跟一样。人这七尺小的形，形中细微的气，不过跟蒸熟一鼎所需的气相同，却要从下面的地向上动上天，怎么能达到那么呢？况且宋景公是个贤者。贤者的行，比上达不到圣人，比下超不过恶人。谈到世间上的圣人没有不说尧、舜的，讲到恶人没有不骂桀、纣的。尧、舜的行多善行，并没有使火星移动地方而延长寿命的效验；桀、纣的政治多恶行，也没有火星降灾的效验，反而有宋景公逃脱灾难不早死的应验。宋景公说了三句好话，得延长寿命二十一年，那么尧、舜就应该得到延寿千岁，而桀、纣就应该夭折。如今则不然，他们各人随顺自己的年寿而终，尧、舜、桀、纣，都活到了近百岁。这样看来，韦的话终究是不可靠的，宋景公延长寿命的说法是假的。

而且韦的话说：“火星的现，是上天要它这样的，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正当在君主上。”要是这样，就是上天使火星降灾祸给宋景公，怎么可以转移给将相，或者年成及老百姓呢？上天有火星，就像当王的人有方伯一样。诸侯有该死的罪过，王就派方伯去包围、监视这个诸侯国家。国君向大臣问罪，大臣说明罪在君王，即使这样，君王仍然可以把罪转移在大臣和老百姓上。假设国君考虑了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