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人生下来就有礼义之，人也能明察到自己是从天地那里接受的礼义之。善的人，不等待明察就能自然从善；恶的人，虽然也能明察到它，但仍然违背了礼义。礼义来自于人的善，不是靠人为得到的。所以贪婪的人会夸夸其谈地讲廉洁，作的人能是地说治理。盗跖会指责别人偷窃，庄跷会斥责别人贪得无厌，他们都清楚地能明察到自己从天地得到的礼义之，嘴里会谈论圣贤的理，却因本不好，自己不能实行，这对于从善有什么好呢？可见，陆贾的话，并不那么真实。

董仲舒看了荀和孟的书，兴起情的说法，说：“天的常，是有有；人的常，是有情有。人生于，人情生于。气卑劣，气仁义。说人善的，只看见它的一面；说人恶的，又只看见它的一面。”照董仲舒的说法，认为孟只见到它的一面，荀只见到它的一面。分析他们二家各有所见，是对的；而不分析人的情有善有恶，是不对的。人的情同时生于，虽生于，但有厚有薄。玉产生于石，有纯的有不纯的，人情生于，哪能都是纯的善的？董仲舒的话，并不那么真实。

刘政说：“人，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在里面存在，而不表来。人情，是与外界事接而形成的，在外面表现来。在外表的则称之为，不表的则称之为。”刘政的话，认为人是在里却不显来。人情与外界事接，在外表现来，所以称之为；人不表，不与外界事接，所以称之为。照刘政的说法，就称人情为，称人为。这是没有依据情产生的源来谈论产生的起源，而只是用外或不外把情说成是的的。一定要把外叫，人也与外界事接，在急迫情况下离不开它，在颠沛情况下也离不开它。怜悯而不残忍，是人禀承“仁气”的表现。卑谦辞让，是人的表。由于有外界事与它接，所以怜悯、卑谦，在外表现来。说人在里存在不与外界事接，恐怕不是事实。不论说人的善与恶，而仅仅议论它存在于外还是内，叫还是叫，从理上难以清楚。而且顺从刘政的说法，把人叫，人情叫，那么人禀承自然之气所形成的本，究竟还有没有善恶呢？

从孟以下到刘政，都是学识渊博的大儒，听见的看见的多得很，然而论说人的情，竟然没有判断对。只有世硕、公孙尼这些人，讲得稍微接近于正确。由此说来，事情容易知，但是理却难得说清。内容丰富的文章和书籍，像盛开的朵那样茂盛；有趣畅的言谈，如饴糖蜂那样甘甜，但不见得符合事实。事实上人有善有恶，就像人的才能有有低一样。超的不能说它低下，低下的也不能说它超。认为人没有善恶，就是认为人的才能没有低一样。禀受自然之气形成的命与，实际上是一样的。命有贵与贱之分，有善与恶之别。认为人没有善与恶，就是认为人命没有贵与贱。

中国田土的质，好坏不均匀，所以土有黄、红、黑的区别，土质有上、中、下的差别。源不同，所以有清的，有浊的，有往东西南北的不同趋向。人禀受天地之，心存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气，有人仁有人义，是天生的义不同；遇事动作机灵与呆板，有人严重有人轻微，是天生判断力不同；人脸上的颜有人白有人黑，人的有人有人矮，到人老最后死去都不会改变，这是因为天如此。人们都只知、土、、的形状与质不同，却不懂得人的善恶是由于禀受的气有所不同。我因此认为孟说人是善的，是指中等才智以上的人；荀说人是恶的，是指中等才智以下的人；扬雄说人是善恶兼有的，是指有中等才智的平常人。如果为了让人们的行为与经书、义相符合，那么以上关于人的说法都可以用作施行教化的依据。但从充分阐明人的理来评论，那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