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积聚太多，用赦免来分，因此赦免越频繁案件越多，这情况不停止，将会导致不能承受。推究它的原因，是不用刑的缘故。现在施行刑，不但不会增加案件，而且作恶的人没有了作恶能力，恶将会止息。除去遣两个方面，案件不会增加，因此不用取法于多次赦免，而在政教方面取胜。疏文奏上，又不见答覆。

到了惠帝的时候，政令自大臣，每当有疑难案件的时候，大臣们都各自讲私情，刑法没有定规，诉讼越来越多。尚书裴顿上表陈说：

天下的事情有多方面，不是某官员可以得了的；中才之人情志容易被扰，依赖永久的制度才能安定。先王知个中原因，所以辨别方位分立官职，划分职责范围。职责范围划分以后，各自掌事务，刑罚和奖赏相称，轻重一致，因而理讼有一定的标准，官吏们安于职守。过去掖陵庙遭遇了火毁伤的变故，这样以后尚书才亲自奔赴，如果不足这样，都是衹到郎令史而已。刑罚所施加，各有常刑。

元康四年，大风之后，庙屋瓦有数枚掉下来，太常荀寓被免职。当时因为严厉的诏书所谴责，所以没有人敢据理力争。但是朝廷内外的意思，都认为事故轻而责罚重，有违于常规。适逢五年二月有大风，主人为从前的事到惊惧。臣下刚刚拜任尚书三天，本曹尚书有病，权且让臣下兼理，巡行兰台。主人于是察看栋梁之间，寻找不端正的瓦片，找到栋梁上歪斜的瓦片十五。有的是开始砌时瓦就不正，大概是不值得提起，大风突然刮起，台官纷纷前往，太常去巡视，没来得及办周到，文书还没有到，就竞相囚禁。臣下因为权力仓猝，了便作罢，不再能够推究这件事。但是本曹追不舍，没完没了地询问。臣下当时全都加以遣散，但是主人害怕追究责任，不听从臣下的意见，囚禁太常，又大兴刑罚。

当年汉朝时有个人偷了太庙中的玉环，汉文帝想减其族，张释之衹以死刑，说：“如果侵害了长陵的一杯土，还能再增加什么刑罚？”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大晋传下制度，考虑得，规划得远，山陵不封植，园邑不整饰，立墓而不建坟，与山上的泥土同在，因此山丘上存留有它的陈草，使和中原的草一起生长。即使陵墓庄重威严，衹有在毁坏之后才减族，这是古来的典制。如果登上去冒犯，失去了尽敬之，衹对所犯的罪行责罚就是了。

就在八年，仆受人教唆诬赖周龙烧草，廷尉于是上奏请求灭周龙一族，一家八日都要杀。适逢周龙的案真相大白，这样才免于被灭族。用情理来推究，用古训来衡量，这个罚是过重了。今年八月，陵墓上一枝周长七寸二分的荆木被砍掉，司徒太常都为遣件事在路上奔波劳碌，虽然知事情很小，但是案件理难以猜测，劳奔走，各自竞相逃脱责任，到现在太常被囚禁还没有释放。近Et太祝的官署失火，烧了三间半房屋。官署在太庙北边，隔在重墙之内，火又已经扑灭，频频地有诏令讯问。主人因为韶令讯问频繁，就责罚尚书不立即巡视，动辄被囚禁，尚书被免职，都属非法。

刑书的文字有限，但违法的原因没有定规，所以有临时商讨理办法的制度，确实不能事事都遵守常规理。至于这些，都不适当，常常互相迫，不再讲理，从上面来说有损圣朝刑法整齐划一的德，从下面来说有损崇礼大臣的期望。臣愚认为冒犯陵墓上的草木，不应运用同产异刑的制度。巡行奏劾，应有一定的准则，沿袭制度时都尽量从重，例于是受到损害。有时因为其他事情，可以允许有宽有严。

虽然裴颐上了这个奏表，各偏颇的言论还是没有停息。当时刘颂任三公尚书，又上疏说：自从近代以来，刑法渐渐于多个门，法令很不一致。臣下现在全面执掌刑狱，十分担忧，现在谨陈述来告知。臣私下希望陛下理国政，常能得完善，因此事事寻求委曲变通，那么就不可能完全符合旧例；得完善，因此刑法不能面面俱到。为什么？刑法固然以完全合理为法则，但是上面寻求完善，那么下面就会生拉扯文意，用来迁就上面的许诺，因此刑法不能完善。刑书取证于文，取证于文一定会与情理的断决有乖违，而上面安于委曲变通，因而主持公的人因有文例可引，造就会生两意见。因此法多门，以致法令不一，那么官吏不知遵循什么，老百姓不知应该避免什么。伪之徒趁着刑法不一致，用以实现他的想法，望浅不一，如果裁断不一致，那么在上面的人难以约束下级，于是同一件事有不同的说法，牢狱无法治理，对刑法有损害。

古人有这样的话：“主要求太周详，国政就会荒废；主要求合理，国事就会治理好。”周详的结果不是别的，太完善就会伤害刑法，所以国政荒废。期望就是轻重得当，虽然不能尽情理，假如写了条文，就要遵循它去执行，因此国事能治理好。善于运用刑法的人，忍心违背情理上不能满足听断的裁夺，轻重即使不能完全合乎人心，在一般人看来，好像不能施行，法律才能伸张正义。而且君臣不同，各有各的职分。法律想一定要奉行，所以让主人遵守条文；理有不通的时候，所以让大臣疏通阻滞；事情各时情况不同，所以主灵活裁断。主人遵守条文，就像是张释之公平地理那个侵犯皇帝车驾将要经过的路的人一样；大臣疏通阻滞，就好像是公孙弘裁断郭解的狱讼一样；人主灵活地裁断，就好像汉祖刑戮丁公的作为一样。天下万事万，若非这一法则重在行动，因此不近似这一类，不能于凭主观想象胡议论，其余都律令从事。然后法令伸张于下，人们的视听不再疑惑，官吏中容不下恶之徒，可以谈论国政了。主遵循这一法则来约束下臣，大臣小吏各自遵守职责，那么刑法的执行就统一了。

古人有这样的话：“善于治理国政的人，看人设立教化。”看人设立教化，说的是制定法令。又说“随着不同的时候采取适当的办法”，这说的是当前应该的事。这样，那么看人是因时而异，在于度量大，制定法律。法律制定以后，就要施行，施行时像四季更迭一样守信，执法时就像金石一样定不移，官吏们岂能在已形成的制度内，再称说随不同的时候采取适当的办法，广泛引用看人设立教化，用来扰国政典章呢!为什么？在开始制定法律的时候，固然已经因时而异地看人了。现在如果设立的法律还没有完全恰当，就应该修改。如果说已经完善，不能完全遵照执行，反而会使奉行的官员公然能执法有差别而使轻重不一。人君和天下人所共有的，是法律。已经颁布四海，不能拿不守信用来当作教化，正要寻求天下人不怠慢，不能用没有信用的法律去约束。而且先前的有见识的人说，人到了极端愚蠢时是不能欺骗的。不是说平时违背法律，随意裁断，不能让老百姓满意。

上古通过议事裁夺，不设立刑法。从夏朝、商朝到周朝，把法律书写好悬挂在象魏上。三代的国君都圣明，但全都抛弃通过变通来获得适宜的妙办法，而采用取证于文的准则，并不是圣明的程度有所不同，而是所面对的情况不一样。现在就时世的敦朴而言，比不上中古，但是主持评议的人想要适从人的情之所安，寄托于通过议事裁夺。臣下心裹认为这话听起来很好，论起理来却不通。但是天下太大了，事务繁杂，时常有不能完全遵循条文而符合法令的。因此臣下认为应当制定规定来限制，使主者遵守条文，即使付生命也要去施行，不敢绕开现有的法律打主意，以使轻重不当，那么法律就能永远保全。事情没有确凿的证据和名例中没有论及的，大臣们行商议，用以疏通阻滞，那么事情就不会有阻隔。至于超常规的裁断，超法令的赏罚，如汉祖杀戮楚臣以利己，封赏没有功勋的盏乞臣，这衹有主能够专断，不是奉命办事的大臣所能够拿主意的。这样以后，说情请求才会绝迹，似是而非的奏章才会被堵住，这大概是整治刑法的大法则。主办的小吏，理事情反覆无常。为什么呢？不讲情义法律就徒然获胜，讲情义又扰法律的执行。总是获胜貌似无私，但这才是得以自私的原因，又常常以不自私来保护自己。裁断得当就常常获胜，世人认为完全公允，即使一时枉法，也不会有人怀疑。因此人君不应赞扬证据可靠貌似公允的裁断，而应寻求遵守条文符合法令的奏章，这以后才算得上有法度，这又是整顿法治的一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