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的北面找好田地。如果没有官田，就据情况调整更换，不许侵占百姓的田地。”于是皇帝乘坐木辖车去耕作，用太牢祭祀先农神。从惠帝以后，这些事就废置了。

时期五童打算恢复耕藉田的制度，尚书台下文书征询“耕藉田时皇帝是否应该亲自祠祭先农神”？贺循回答说：“选的礼仪中没有关于至尊应该亲自祭祀的条文，但是《周礼》说王者祭祀四望时穿毳衣冕，祭祀社稷和五祀时有绣饰的礼帽，据这不能说没有亲祭的理。应该增订两条礼仪规定。”贺循等人奏上的条文又不够周详得当，事情终于没有施行。后来哀帝又想实行那仪式，也没有能够如愿。

礼仪规定，县邑一级的地方上通常在乙未这天祠祭先农神，并在乙方田地上耕作。在丙戌这天到戌方田地上祠祭风伯，在己丑这天到丑方田地上祠祭雨师，牺牲都用羊和猪。立逭一天，都打着青旗着青巾到束郊外的田野中举行迎祭礼。迎的人向他祭拜后回城，不敬献祭品。其他三个季节不迎。

虽然天行耕藉田的礼，各藩镇却没有遵行诸侯要耕百亩藉田的礼。到武帝末期。有司上奏说：“古代诸侯耕百亩藉田，亲自执掌耒耜生产来供奉社稷宗庙，以此鼓励倡导从事农业生产。现在各王治理自己的王国，应该依照古礼实行耕藉田的制度。”但是最终没有施行。

《周礼》规定，王后带领命妇们在北郊祭蚕。运的礼仪规定，皇后亲自到束郊的苑中采桑，在蚕室祭蚕神，叫苑菰妇人、寓氏公主。祠祭时用少牢牺牲。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命中皇后在北郊祭蚕神，是依照周代的典章。

到武帝太康六年，散骑常侍华上奏说：“先王的制度，天诸侯亲自耕千亩藉田，皇后夫人亲自从事养蚕采桑。如今陛下凭着圣明至仁，遵循先王的传统，皇后现资生大德，合于辅助乾纲的义，然而坤还没有光大，蚕礼还有不足。因此认为应该依从古代的先例，实行逭一盛典。”诏令说：“以往天亲自耕藉田，用来供奉神明，后夫人亲自养蚕，用来准备祭祀时的礼服，是用这些行为来遵行孝敬，宣扬教化。现在藉田已有制度，可是蚕礼没有施行，是由于内事务繁多，没有顾得上施行。如今天下太平无事，应该遵行礼仪来昭示四海。将仔细依从古代的典章，加上近代的先例，来考虑现在的情况，明年施行。”于是在西郊行蚕礼，这是要和行藉田礼的方位相对。就让侍中成粲草拟有关仪式的条文。先蚕坛一丈，边长二丈，向四方伸台阶，台阶宽五尺，在皇后采桑坛东南方向的帷外门的外面，而往东南距离帷十丈，在蚕室的西南，桑林在它的束面。选择列侯的妻共六人担任蚕母。蚕将要生的时候，挑选吉，皇后十二笄步摇，照汉魏先例，穿青衣，乘坐以油彩描绘的云母安车，用六匹浅黑驾车。女尚书着貂蝉佩玺陪着乘坐，车上装着筐钩。公主、三夫人、九嫔、世妇、诸太妃、太夫人和县乡君、郡公侯特夫人、外世归、命妇都着步摇，穿青衣裳，各自装载着筐钩随从行蚕礼。采桑前两天，蚕生的蚕放在薄上。采桑这一天，皇后还没到，太祝令在天刚亮的时候用一太牢告祭，由一名谒者监祭。告祭完毕撤去供品，将剩余下来的供品分发给随从采桑和侍奉告祭的人。皇后到西郊登上先蚕坛，公主以下的人陪伴排列在坛的束侧。皇后面向束亲自采桑，采三条桑枝的桑叶，妃嫔和公主们各采五条桑枝的桑叶，县邑君以下的各采九条桑枝的桑叶，都将桑叶给蚕母，回到蚕室。事情完毕，皇后回来坐下后，公主以下的人才就座，设宴席，等级赏赐绢。

前汉衹设置官社而没有官稷，王莽设置官稷，后又撤销了。所以漠到魏时期衹有太社有稷神，而官社没有稷神，所以常常是两个社神一个稷神。

晋初仍用魏制，没有增减。到太康九年，改建宗庙，而将社稷坛和宗庙一起迁址。于是下诏说：“社神其实是一个神，现合并两个社到一祭祀。”于是车骑司傅咸上表说：《祭法》对王社和太社，分别有相应的叙述。天要恭敬地从事郊祀和庙祭，所以着帝冕而亲自耕作。亲自耕作的原因，就是表示重视祭祀的供品。亲自耕作所以亲自供奉，为自己立的社庙，是要耕藉田来供奉的。国家以人为本，人以粮为命，所以又为百姓立社庙来祈祷供奉。情况不同供奉也不一样，造就是为什么有两个社庙的原因。王景侯论议王社的时候，也说是季祈祷藉田丰收，秋季将收成供奉给神明。论议太社时，却说王者关心畿内，为百姓立社庙，称为太社，不再在京城为自己立社庙。景侯的这观是据《祭法》提的。条法》：“大夫以下的人到一定数量后就立社庙，叫置社。”景侯解释说：“就是现今的里社。”景侯解释《祭法》，是将置社作为人间的社了。可是在别的讨论中又将太社作为人间的社，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太社，是天替百姓去祭祀，所以称为天社。《郊特牲》说：“天在太社祭祀，必然会受到霜风雨。”由于各姓氏的人很多，王者就统一为他们立社庙，所以称作太社。如果是置社，那数量是不一致的，大致是用里的地名作为名称，《左传》中提到的在清丘的社结盟就是这情况。普通民众的社庙，既然已经不称作“太”了，如果又不在京城立庙，那到什么地方立呀!《祭法》又说，王为各姓立七祀，王为自己立七祀。说为自己，就是为自己去祭祀；为各姓，就是为各姓去祭祀。太社和七祀在记录的行文上看正好是一样的。解释者对这一没了办法，于是说坟典古籍当中是衹有五祀，没有七祀的。我认为祭礼中，五祀是国家的大祀，七祀就是小祀。《周礼》上提到的祭礼中凡是小祀，就都是玄冕一类的冕服。景侯解释大厉时说：“就像周时的杜伯，鬼魂如果有了归宿，就不会成为厉鬼。”如今说没有二社的人声称是景侯的主张，《祭法》不说没有二社，却说“是传说而没有有关的文字记载”凭景侯的明达，尚且用比拟的方式来行解释，而有人想要凭的意见废除有明文规定的典章，像这样就不仅是二社应当受到重视，景侯所作的解释也是不能轻易废除的。不久前接受到敕令，《尚书.召诰》就在新邑行了社祭，衹用一太牢作祭品，正是不行二社的明证。考《郊特牲》说社稷祭祀用太牢，如果一定要援引一太牢的记载来证明社祭中没有二社之说，那么稷祭中就没有用牺牲了。解释的人说，举社祭了那么稷祭的情况就可以知。如果可以举社祭来说明稷祭，为什么不可以举一个祭礼来说明二社之礼呢？国的大事，就在祭祀和戎事上。如果有二社的祭礼却废除一个，不如多祭来保存它。何况保存它有依据，而废除它没有依据呢？《周礼》中记载封人执掌设立社祭坛四周的矮土墙，没有提到稷。如今帝王的社庙中不设稷神，大概就据这个记载。然而国家主祭社稷，所以经传文献中动不动就提到社稷。《周礼》中记载王祭祀社稷时就绪冕，这是王的社庙有稷神的明文。在封人执掌社坛的记载中没有提到稷，解释的人认为是省略行文，据上文就可以推理来。建议应当仍旧设立二社，而在帝社中增设稷神。

当时成粲提景侯论述遇太社不立在京都，想要推翻郑氏的学说。傅咸再次上表认为：“要照成粲的说法，那么景侯的解释就会因此而被破坏。《大雅》说‘于是就设立冢土’，公解释说，‘冢土，就是太社’。景侯解释《诗经》，就采用了逭一说解。《禹贡》中(J睦土五’一句，景侯解释说，‘王者取用五颜的土成太社，分封四方的诸侯时，分别用其方位颜的土以示割土分封，。照这么说，太社又是设在京都了。不知所谓景侯的论述是从什么地方找来的，竟然和景侯的解释乖离不合，上违反了经典记录中的明文，下破坏了景侯的解释。臣虽然顽劣不开窍，但是从小求学，不能沉默，谨再次上表。”刘和傅咸的意见相同。诏令说：“社神本来是一个神，可是相沿成了两位，众人意见不同，没有必要改变!还是依照旧例，完全和魏的制度一样。”

后来挚虞上奏，认为：“臣案《祭法》说‘王为各姓立社叫太社，王为自己立社叫王社，。《周礼》讲大司徒负责‘设立其社稷坛四周的矮土墙，，又说‘用血祭来祭社稷’，说的就是太社。又说‘封人掌修建王之社坛’，又提到军旅应当在社祭坛行有关仪式，说的就是王社。在太社替百姓祈祷告知天神，这祈祷报告有一定的时候，主持的人不能不遵行。所以凡是祓除灾殃祭祀社神杀生祭军鼓等，主持者都在这裹恭行其事。这些都是有二社的明文记载，前代王朝一直尊奉的规矩。因为《尚书.召诰》上的用三牲在新邑祭社神的记载，《诗经》上说的‘于是就设立冢土’，都没有提到两社。所以废置帝社，衹设立太社。《诗》《书》上讲的，各指一件事情，又都产生在周公旦制定礼乐制度以前，不能用来改变《周礼》中的明文典章、《祭法》中的正式规定。以前改建庙和社，营造一社祭的地方，朝中议论纷纷，拿古礼来匡正今制。世祖武皇帝亲自发明智的诏命，肯定了二社的制度，作为长久不变的制度。应当确定新的礼规，依从二社的规制。”韶令听从了他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