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等虽陨首摧躯，犹生之年。”

魏明帝太和三年，诏曰：“礼，王后无嗣，择建支，以继大宗，则当纂正统而奉公义，何得复顾私亲哉！汉宣继昭帝后，加悼考以皇号。哀帝以外籓援立，而董宏等称引亡秦，惑误朝议，遂尊恭皇，立庙京师。又籓妾，使比长信，僭差无礼，人神弗佑。非罪师丹忠正之谏，用致丁傅焚如之祸。自是之后，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以前世为戒。后嗣万一有由诸侯奉大统，则当明为人后之义。敢为佞邪导谀君上，妄建非正之号，谓考为皇，称妣为后，则肱大臣诛之无赦。其书之金策，藏之宗庙。”是后贵、常援立，皆不外尊。及愍帝建兴四年，司徒梁芬议追尊之礼，帝既不从，而左仆索綝等亦称引魏制，以为不可，故追赠吴王为太保而已。元帝太兴二年，有司言琅邪恭王宜称皇考。贺循议云：“礼典之义，不敢以己爵加其父号。”帝又从之。

译文

人类包着天地之间的灵气，有着悲哀乐喜悦愤怒的情。圣人传下典范，作为人民的准则。节制他们的骄，来防止他们暴；崇拜天地，虔心敬奉鬼神，排列尊卑位序，定下夫妇义，然后对国家对家族，就能够治理好了。《传》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至于从开天辟地以来，燧人氏钻木取火，志向重在谦恭俭朴，情怀不在乎玉帛财，而是在天的溪涧岸边酌饮清，在秋天的森林附近放火驱赶封豕，也没有什么不完的地方。轩辕颛顼依从神灵，唐尧虞舜查考古制，传到兴隆的周朝，典章制度大为完备。既留下了设置百官的榜样，制定了不可更改的法规；又有关于礼的规章三百条，各仪式三千，都是用来弘扬传布上天的意旨，调整规范人类的行为。周代末期世风浇薄讹变，王衰微，事情违背了好国家的传统，礼仪中连治家之也已丧失。趟简向太叔询问揖让周旋的礼节，回答说：“那祇能叫仪式而不是真正的礼。”天经地义的理，从此更加无人理会。哀公十一年，孔从卫国回到鲁国，探究三代的典范，传写百王的教训，当时没有明君，他的主张无法施行。

如果任情发展，则仁必然被抛到一边；如果听任异端作怪，则儒学之风可能被排斥在外。因此汉文帝废除了两年的丧制，光武帝将郊祀并成一次行。这迎合时俗的法，是不值得肯定的可是西汉元鼎年间，束汉永平时代，推行教化尊重士绅，倡导儒学任用儒生，两漠时代的兴盛，在造时期最为好。到后来山中小鱼成了庙堂的供品，沼泽的野猪也一反常规，礼乐制度长期被弃，世风崇尚浮华，不过祭祀的礼仪，大上还保存着。曹魏时期，典章制度很好。王盛、堂隆等人，博学通晓前人的记载，像三千条的《周礼》，十七篇的仪礼等学问，分别据旧有的文献整理后行于当世，这岂不是常称的帮助国君遵循尧舜的原则吗。人们希望天下大治，可当时赶上的却不是善政，周代传下的典章，行用太多就违反了当时的习俗，但是残留下来的篇章典册裹还是有可供参考的东西的。景初元年，在洛南边的委粟山营造圆丘，祭祀的那天用始祖帝舜飨，玉制的祭中盛着鲜鱼，陶制的容中装着清，不是士大夫们为他策划，那么谁能够到这些事呢!

宣帝景帝戎征战，没来得及制定造方面的制度。立尘年间平定呈玺，九州统一，礼仪典籍都集中了，乐祭归属一，于是齐鲁一带的儒生们各自携带著书籍来投奔。武皇帝也因为平定寇盗祸，想要提倡礼仪规范。那时的祭祀吉礼中，使用的三脊菁茅不加修剪，在日观峰祭天不用大的碹玉；那时的丧葬凶礼中，穿衣布冠，撤宴减膳。宣扬了一谦三益的理，教化就推行开来了。元帝中兴晋朝时，事务有很多要权宜置，从前的典章制度，几乎消亡。因此常侍邈上朝呈递表章说：“当今天地更新，万开始兴盛，扫近代的弊，创立千年的表率。因此崇尚忠义的节，成就文教的风俗；整理好弹琴的仪容，就能引和谐的共鸣。”他是要用这些来倡导礼仪文明，鼓励皇帝以作则的。以后，王衰落，里过掌权，政令由他自己发，而有关官员玷污斯文，粉饰权臣，皇帝威风扫地，大臣为所为。《记》说：“如果没有名位，就不可能推行礼乐。”难说的就是这情况吗置开始有苞塑、堑迚制定国家典章，墓置时期有苞盗、王协修订朝廷礼仪。《周官》中的五礼，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其中吉礼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祭祀，所以《洪范》中的八政，第三位的叫祀。祀，就是用来表达孝心事奉祖先，和神明沟通的方式。汉朝建立，在秦摧残儒学之后，制度上有很多方面还没有能够恢复古代的样。历经东京、西京四百多年，故有不少改变。魏室接着汉末的大，旧的典章被破坏净，下令侍中王粲、尚书卫觊起草拟定朝廷礼仪。到晋国建立，文帝又命令荀颉接着魏代过的事，撰修新的礼仪制度，参考当时情况和古代遣制，更改其中的章节条文，羊枯、任恺、庾峻、应贞共同审定，成为一百六十五篇，奏献给皇上。太康初年，尚书仆朱整上奏请求付尚书郎挚虞推敲。挚虞就其当改之上奏章说：臣整理已故太尉荀频所修撰的《五礼》，臣认为开创帝业而传诸后世，是帝王的事；使礼仪兴隆来引导教化，是治理国的大事。因此臣以前上表陈述礼仪方面事宜而被延滞，请尽速施行。又认为《丧服》分疑缺的最多，应当补充并确定。又认为现在的礼制篇幅太多，应当归类合并。奏章很久没有得到批示，因而害怕受到忽视。凡是冠婚祭会一类的吉礼，有关的制度变化很少；至于《丧服》，生活中很常用，但特别容易丧失要旨。所以张怀疑宗居丧三年而不说话的事，思不允许他的儿为已被休弃的生母服丧，游认为异父兄弟之间服大功，可是夏认为应该服齐衰，到孔去世后门人就不明白如何服丧了。这些人都是聪明通达研习礼制，上读周朝典章，下从师仲尼，浸在圣人训诫中，讲习钻研了很多年，可是遇到丧事，仍然还是这样，这说明丧礼容易糊涂，不能不仔细对待。何况从那以后，典章被焚毁散失，离圣人更远，丧制中的错谬，就是很自然的了。因此《丧服》一卷，卷帙不足一握，可是争论解说纷然繁多。三年的丧期，郑玄说二十七个月，王肃说二十五个月。改葬后的丧服，郑玄说穿三个月鳃服，王肃说葬事一结束就不穿了。改嫁了的继母去世后，郑玄说应该服丧，王肃说跟着继母寄居别人家中得到养育后才为她服丧。对于不满八岁而夭折的孩，郑玄说孩生下后满了一个月就哭他一天，王卢说把哭的日敷改成服丧一个月。像这样的情况很多。《丧服》的本文很简略，必须有注解才能明白它的内容；后人的解释欠详，世人说是夏作的。郑玄王肃以《经》和《传》为本，却各有异同，天下人都不清楚，没有谁明白哪个正确。然而荀题衹写下古代的《经》文而已，完全删除了王夏的《传》和前代大儒的注解，那样是不可能施行的。到了应用到事情上时，自然还要现不同的解释，一个那样说一个这样说，不能用它来确定制度。臣认为现在应当参考《礼记》，适当选取《传》的说法，弥补它的不足，统一其中不同的地方。可以依照王星堡所撰写的《丧服变除》，使事类条例明白无误，以此除疑问争端，然后使制度没有两形式，全都据同样的规定。另外遣礼规要在天下颁行，所以不应该太繁琐。苞题定为一百六十五篇，每篇为一卷，共十五万多字，臣仍然认为卷数多文辞繁，大分都是重复的。试看《尚书.尧典》祭祀山川的礼，祇对东岳详细列了牺牲和币的数目，陈说了应用的仪式，其余的就祇是说“如初”《周礼》中记载祭祀天地五帝和供享先王的礼，对事情相同的都衹说“也和它一样”，文辞简约而意思明了。如今礼仪情况相同而名称不同的，就另立成篇，卷帙繁多而不明白。都应该省略文辞沟通事类，据情况合并它们，事情不同，就列它们的不同。像这样的话，减去的有三分之一。

垫虞将新的礼规推敲完毕后，在元康元年呈上。他提的衹有明堂五帝、二社六宗以及吉凶王公方面的制度，共十五篇。有诏令下来批准了他的提议。后来垫廛和坛盛接着从事这件工作，最终没有告成。中原陷落了，挚虞的《决疑注》，就成了那时的遣事。到了东晋时期，仆刁协、太常苞盛补充整理旧时文献，光禄大夫蔡谟又接着过这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