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妻儿居军营，本来是极合适的事。但他为补兵所患之时其叔父已经不在了，薄代公、薄生又是堂弟，属于大功亲，不应该补充前往，现在如果以叔母为期亲，命令薄代公随母亲补充军队，既违背了大功亲不应补充前往的制度，又背离了妇女三从的义。”由于主此事的官员死守期亲的文告，不分辨男女之间的区别，嫌远了同时又害怕负担，才生了这个疑窦，又害怕这不是朝廷慎用刑法的原旨，最后，何承天将薄代公母一起宽恕了。已故司徒孔邈有奏说没被用，孙邈已下葬。议论的人说不应该仍用孔邈的名字，而应用现任官的名义去启奏，何承天又提议说：“已经死了的人的名字不适合启奏，没有其他义，只是嫌他对现在不吉祥罢了。启奏之事一经拖延，动辄要经过几年几月，盛明的世，凡事应该从简，细微的避嫌和忌讳，都应该消除。”

何承天本刚直，不能曲意逢迎上司，常以自己所长轻慢同行，为仆殷景仁所不满，任为衡内史，以前在西与官员大多不洽，在郡里又不太公正清廉，被州司举发，拘禁于牢狱，遇到大赦得免。元嘉十六年(439)，任命为著作佐郎，编撰国史，何承天年事已，而其他佐郎都自名门且年轻有为，颍川荀伯讥讽何承天，常把他称作母，何承天说：“你应当说凤凰生了九个儿，母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不久迁职，为太率更令，著作佐郎不变。

当时丹丁况等人死了很久却还没安葬，何承天提议说：“礼制，所谓还葬即速葬，应该说荒年歉收只是一时，所以准许他量财行事而不求完善。丁况等三家，数十年里，只要安葬就没有棺材，确实是由于恩情浅薄，与禽兽无异。我私自认为丁况等人同住在一起多年，却没有用义行规劝，以法律行责罚。元嘉十六年冬，没有新颁法令，又没有申明旧的制度，有什么严格的，突然互相揭发，有的由邻人辩解，正与此案相同。如果是在东许多地方听到这事情很多，长江以西淮河之北也不少，如果只惩罚这三人，就大概起不到整肃之效。如果只开一个，那么就可能一齐行动，里伍县司、竞相为私利而循情。财贿赂一旦盛行，官司案情必然混，恐怕损害了圣主的治国之了。我认为丁况等三家，暂且可不再过问，依据这事附带规定制理的方案，如果人们安葬不符合法律，同住的人应当立即揭发，三年除服之后，则不加追究，这样较为适宜。”

元嘉十九年(442)，设立了国学，何承天以本职领国博士，皇太讲授《孝经》，何承天与中庶颜延之一起为他手执书经，从师授业。不久，迁为御史中丞，当时北魏侵扰边境，宋太祖向群臣征求威慑戎敌抵御侵的策略，何承天上书说：

“我就北边藩镇侵扰之事上书朝廷，虏侵犯青州、兖州，皇上仁慈，怜悯百姓，广泛征集众人的智慧，治理国家军政，我以我愚昧浅陋，事先得到皇上的咨询，我私下考查过猃狁犯难起自上古，有周之时欣欣向荣，南仲却师迎敌；汉室之初，兴隆盛世，卫、霍用力，虽然饮于瀚海，树旗于祁连，战事艰难繁杂，普天之下极不安定，运输量太大，财装满车船，无奈狂虏凶狠狡黠冥顽不化，势力没有削弱，成败结果，总的说来是没有益的。汉宣帝(刘询)趁着他们背离混，推翻旧的使其灭亡，巩固新的使其存在，才使得他们臣服。自从晋朝丧失中原以来，戎敌侵略扰，一百多年里，却没有空闲以北虏为忧患。大宋之初，日月圣灵普照武帝，因而胡虏念大宋之德害怕大宋之威，所以大宋之用度自然是贡。自从陛下执政以来，这与他族的联系遵循教养，十几年里，贡仍然不断，去年三王外镇守，考虑振兴王室志谋远大，然而禽兽之心易起，于是产生猜测恐惧，背弃信约，结合之后因怨争而背离，贪恋祸恣肆毒害，没有理由地内讧，恐怕战火的征兆，一定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一向平庸懦弱，无才整治武备，直言我狭小之见，只是撰写了《安边论》，意见浅薄，恐怕无可取之，如果能得以在朝廷商讨，辨别检验其对错。希望或许能够开拓群臣的思虑，仔细研究众人的谋略，优劣已展示，是否可以指来呢，其论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