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6/10)

童召集丫治历繦互、奎丝等人综合考校其情况后就发布诏书说：“《秋保图》说：‘三百年斗.历就要改变规定，现在史官所用的是邓垩的《太初历》，每年有一分的余数，在三百年的范围中推算的运行度数现了偏差，渐至错谬，这样用来模拟天空运行的浑象就不能正常动作，天象难以考查。冬至太在斗.二十一度。立前一天就是《四分历》的立曰。而用此来审理案件判决重刑，在节令上就违背了；用来看平常的事情，也相差很远。现在改为行用《四分历》，就与帝蠢、王迂的传统一致，以实际天象为依据，共同确定时令颁布农时，或许可以得到广泛的好。”这样《四分法》就使用了。从黄壶以来那些认为冬至曰太在牵初的历法都废止了。

担布丞五十四年，待诏太史霍向皇帝言：“官方的漏壶每九天其昼夜刻分别增加或减少一刻，与实际情况不符，有时相差达两刻半，不如夏历漏刻密。”该年十一月甲寅曰发布的诏书说：“漏壶就是用来计测时刻、确定昏明的。昏明的变化是由太与北天极距离的远近所决定的，由于黄是圆的，就不可以用简单平均的方法。官方漏壶采取的九天增加或减少一刻的方法与实际情况是违背的，用圭表正午时刻表影长度来决定昼夜刻的变化与实际非常接近。现在颁布与此相应的晷影漏刻的四十八箭。”其二十四节气时太的位置和太与北天极的角距离、圭表表影长度、昼夜漏刻数、昏明中星，都载于《绩汉书。律历志》中。

安帝延光三年，中谒者卖诵献文书说应当使用甲寅历元，河南梁丰又说应仍然使用《太初历》。尚书郎张衡、周兴都通历法，几次诘问他们，不是回答不就是说错了。张衡等人查考天文观测的记载，考校古今，认为《九法》最为密。皇帝下令由公卿详细讨论。太尉恺等认为：“《太初历》的推算比实际天象超前一度，月亮晦曰时现在西方。元和年问改用《四分历》。它虽比《太初历》密，但仍有偏差。都不能用了。以甲寅年为历元能与天象相符，和图谶相合，可以使用。”参加讨论者不同意造一意见。尚书令忠上奏说：“岁、时、节、候的次序是上天安排的，不能任意怀疑，用错的来代替对的。”这样直诵等人的意见也就搁置了起来。

墓贸重迂四年，五官郎中逻光、沛相上计掾速垦等说：“历元不正确，引起了盗贼为害。历法应以甲寅年为历元，不应用庚申年。希望能得到采用庚申历元作据的明确记述。”皇帝发布诏书到三府，要学术界了解其理的人详细讨论。群臣聚集在司徒府中讨论。议郎蔡邕说：“历算之学微妙，没有永远正确的推算方法。堡优兴起继承了丛，使用了《颛顼历》，历元是乙卯。一百零二二年后孝武皇帝才改用《太初历》，其历元是丁丑。使用了一百八十九年，孝童壶又改用《四分历》，其历元是庚申。现冯光等人认为历元用庚申是错了，应用甲寅才对。看《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都有各自的历元。冯光、陈晃所引以为据的则是《殷历》的历元.当初使用《太初历》的丁丑历元后六家历法均说它不对，争论过谁是谁非。彊昼王据甲寅历元来反对汉历，在疆上共同观察考的结果却是最差的。《太初历》与观察结果符合，没有差错。造就是虽然它不是图谶所给的历元但却比前者有效的情况。使用了《四分历》后考查曰月的位置又比《太初历》密，这又是新的历元在今天有效的情况。所以在延光年间，宜诵也曾反对过《四分历》，说应该采用甲寅历元，通过公卿的共同讨论，而并未实行。况且曰、月、五星的运行，快慢和退都不必完全相同，造就有了古代与今天的历法之不同。现在的历法不能向前通用到古代，也就像古代历法不能向后通用到现在一样。另外冯光、陈晃以《考灵耀》为据，其二十八宿度数和太位置的错误和差异无法检验考。元和二年用到现在已九十二年，而冯光、陈晃却说不和、臣盗贼的现都是历元的过错。元和年间的韶书讲得全面透彻，这不是群臣的讨论就能改变的。”三公听从了蔡邕的意见，认为冯光、陈晃有不敬之罪，应以鬼薪法来置。皇帝下诏书说不治他们的罪。

包承天说：历算的方法如果不能理解，虽然人们对以前的认识有了一步的了解，但无法补救古代的历算方法因有弊端而产生的错误。这样就现了历时多年仍未有定论的情况。《四分历》与实际天象比较，三百多年而增加一天，经历了好多年代都不能认识，徒然地说什么建立历法的本必须先确定历元，假藉谶纬中的说法，在排除障碍改变混的时候还以此来掩盖，也太过分了。空邀的《三统历》比《四分历》更为疏，每六千多年还要再增加一天。扬雄受到刘歆观的迷惑，在《太玄》中采用了它。班固认为《三统历》最为密，在《汉书.律历志》中加以叙述；司彪因此说：“自立初元年开始采用《三统历》，使用了一百多年。”就没有想到刘歆的生是在叁翅年以后，几个人对历法的议论是几乎一不懂地说一气。

光和年间，毅城门候刘洪最早认识到《四分历》与实际天象有较大的偏差，他用五百八十九为纪法，一百四十五为斗宿的分数分，编制了《象法》，又制订了用计算行星运行速度快慢的方法来度量月亮运行情况。这才比《太初历》、《四分历》密了。球这违董勿年间，太史丞韩翅认为《象法》中将斗宿的分数分减少得太多丫，以后必然会现推算比实际天象现得早的情况，于是编制了《黄初历》，将纪法取为四千八百八十三，斗分数取为一千二百零五。后来尚书令陈群向皇帝上奏，认为：“历算难以清，以前历代博学的人就多有各争论。《黄初历》的本源是因为《四分历》使用时间已很长而不够确，魏代建立后需要准确的历法确定节气。韩翊最早编制了《黄初历》，尚担心考虑不周，所以用《象法》互相比较，经过三年，愈加互相褒贬，放弃本的问题而去追求捆枝末节，为争论两者的短长而去怀疑衡量的标准，最后也得不到结论.审察三公的意见，都是罗列不全面的理，从不同的途径得到相同的效果，要在天文仪上行检验，充分利用各自的方法推算，在一年之中就可以确定两历的得失情况了，与情况和条件也是符合的.，”这一上奏得到了同意。明帝时，尚书郎杨伟编制了《景初历》，一直使用到置伐和型蹇。古代的历法学家中邓平能够修改旧历制订新历，刘洪最早减小了《四分历》的斗分，又确定丁月行迟疾的运算，杨伟则考虑了有关数据的最大、最小值，以确定其中间值，据朔积分确定差值，用来推算合朔和月，逭三个人是选、魏时通历法的。但是刘洪的月行迟疾推算方法并不能用于检考《秋》，杨伟五星位置的推算在后代也现了很大的误差，这是刘洪的考虑还比较疏，杨伟则拘泥于曰、月、五星在上元壬辰年同时发的缘故。

魏明帝量攰元年，对历法作了改变，以建丑的月份作为正月，改造一年的二月为孟夏四月。其孟、仲、季月的排列与以建寅之月为正月的不同，但祭天地、迎节气、祭祖庙、冬祭、秋祭、皇帝巡、狩猎，分至和四立曰、颁布的节令都与以建寅之月为正月的情况一致。景初三年正月，魏明帝去世后又恢复到以建寅之月为正月。

扰售上奏的表中说：“我搜集群书，判断考校历术，节气用以记述农事，月份可以记载事件，其来源是久远的。从少吴帝时就有玄鸟掌握秋分，颛顼、帝时则有重、黎掌天象的观察，唐尧、虞舜则有羲、和负责观察太。夏、商、周三代继承了这一传统，则就有了闩官。官掌历法，向诸侯公布，诸侯接受后又在诸侯国境内颁布。夏后氏时代的义、和沉湎于酒，使节令发生了混，在《尚书.惰征》中有记载。由此看来，掌握农时并且看重人情事理，历来都是如此。直到周代王室衰落，战国纷杂混，告朔祭庙所用的活羊被废止而不再延续，登台的礼仪也不再得到遵守。闰月的安排相差一次而看不，正月不在相应的年中也不知，大火星黄昏时刚刚偏西却已对昆虫的不冬眠到奇怪。当时统治者不协调时令，理历法的人不写日期，诸侯不接受理，负直观察太的人不能分辨朔日，人情事理不恤，农时节令受到废弃。壬迂的《秋》力图改变这混情况，藉助于赞扬和批评来纠正偏向，理历法的人安排闰月不当则予以指责并记录下来，登台颁布朔日就称赞为有礼之举。从此以后直到秦、汉之时，又是以孟冬为一年的开始，闰月放在九月的后面，中气、节气有错误，时令月份差谬，推算的天象发生时刻比实际要晚，不发生在朔日，这情况积年沿袭而无改变。到了漠武帝元封七年才开始认识到其错谬。于是就改变了正朔，更换了历法的有关数据，用有卓越才能、学贯古今的人，编制了《太初历》，校验中气和朔日的偏差以使闰分准确，观察山星所在度数以考证推算的度，以建寅的月份的朔日为止朔，以黄钟对应的月份为历的开始。《太初历》的斗宿宿度奇零分太大，以后就逐渐不密了。到元和二年又使用了《四分历》。其颁布使用到现在，观察到的日常发生在历法推算的晦，这是历法斗宿宿度奇零分太大的缘故，所以开始时还算密后来就疏而不能使用了。为此我前一段时间制订法则，推算考求天文规律，考查了以前的典籍，用日、朔日行了验证，完备而确地制定了密的历法，就到了对古今天象的推算与实际相比不早也不迟。在唐尧时代，协调日期确定节令，公平地理各类官员，各事业都很兴盛。要使现在国家的各礼仪制度都与古代暗中相合，作好充分的准备，再改变正朔，更换历法数据，以与大吕相对应的月份为一年的开始，以建的月份作为历的起。我认为当年在帝代，历法称为《颛项历》，从前在轩辕帝的时候，历法则称为《黄帝历》。直到汉武帝时改变正朔，更换历法数据，改年号为太初，历法就叫《太初历》。现在改年号为景初，历法称为《景初历》是适宜的。我所制订的《景初历》基本数据简要，使用则密，研究较省力，学习则易懂。即使能让研、桑行心算，隶首再来筹划，重、黎掌圭表，羲、和观察表影的变化，以考察天文规律，推算考察日月的运行，研究到最为微的程度，达到历算工作的最平，也都未能像我所的那么好。历代的历算工作都是疏而不密的，从黄帝以后一直行着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