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晋升封号为车骑大将军，开府、刺史职位和原来一样。徐羡之等人因为废杀皇帝的罪行，将要被死，王弘因为不是首谋，而且弟弟王昙首又被皇上所亲信。事情将要发生的时候，秘密派人告诉了王弘。徐羡之被杀以后，王弘调任侍中、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给仪仗三十人。皇上西征谢晦，他和彭城王刘义康留守，住在中书下省，带领卫队，司徒府暂时设置参军。元嘉五年(428)季，天气大旱，王弘引咎退位。在此以前，彭城王刘义康荆州刺史，镇守江陵，平陆县令河南人成粲给王弘写信，告诫他不可自满，同时陈述彭城王刘义康应该朝执政，竟陵王、衡王应该京据守各个重镇。王弘由此持自我请求。于是才把他降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元嘉六年，王弘又上表陈述彭城王应该朝辅政，并且要求解除自己的扬州职务，刘义康由此代替王弘为司徒，和他分。王弘又辞让分。王弘广泛地熟悉政务，留心普通事情，研究时代要求，常常力求宽和公平，他给朝廷级官员的信中说：“同伍的人犯法，没有名人无罪的条文，然而每当审讯时，则有特殊照顾。如果常常给予宽大，则法令就废止无法执行了，依据事实行追究，则人们会觉得苛苦。恐怕应该重新制定。”当时的议论大多不同意，王弘认为：

“主张有名望的人，便不像平民那样牵连坐罪；作为平民，便要受有名望者的株连，这不是太偏谬了么？认为有名望的人可以不受同伍牵连的罚，而对他的家治罪，仆们多么悲苦啊？没有家的，可以用钱赎买。有的人在家乡修养，与那些小人确实隔绝；又有的没有仆，官长二千石就应该亲临调查上报，据情况行理。”又规定：主的人偷布帛五疋，普通人偷四十疋，都要以死刑。谈论的人都觉得太重。王弘认为：

“小吏无知，见了财货容易昏迷。有的由于疏忽怠慢，犯了刑律。应该提限额规定主的人偷十疋，普通人偷五十疋定为死罪，四十疋以充军。至于官长以上，蒙受国家的俸禄，侵利五疋就已经是大数，士人到了这地步，怎么还能加以同情？而且这些人士可杀不可贬，我认为应该上奏，由皇上的圣旨来决定。”

文帝采纳了王弘的建议。王弘又上书说：“旧时规定，人到了十三岁要服半役。现在四方无事，应该加以调整。请以十五至十六为半丁，十七为全丁。”被采纳。等弟弟王昙首去世，文帝哀悼不止，见了王弘泪叹息，而王弘只是脸严肃而已。随后彭城王刘义康告诉皇帝说：“昙首既是家宝，又是国，王弘的情却不太，为什么？”文帝说：“贤者的心思不可猜测。”他就是这样地受到谅。

元嘉九年，晋升为太保，兼中书监，其他职务依旧。这年去世。追赠为太保、中书监，给予节杖，加给羽葆、乐队，增加仪仗为六十人。谥号为文昭公，武帝的庙。

王弘既然威望为众人所崇尚，行为必定遵循礼法。凡是他的动止行为和书信仪礼，后人都加以仿照，称为王太保家法。他虽然历任地方长官，却不经营财利，去世之后，家中并没有多余的资产。他为人随便，缺少威仪，一个客人怀疑他有忌讳，王弘说：“家讳与苏相同。”他格狭隘，如果有人违拗了他，就加以辱骂。少年时候曾在公城野家里玩掷游戏，等后来当了权，有人到王弘那里要求县官。这个人曾经因为掷犯过罪，王弘反问他说：“您可以通过游戏得到钱财，何必还要俸禄呢？”回答说：“不知公城野现在在哪里。”王弘沉默不语。自从负责选贤和了当朝总，即将对人加封官爵时，常常是首先谴责斥辱他一通，然后行；如果是态度和悦说话欣时，事情必然不成。有人问这是什么缘故，回答说：“帝王的爵位既然加封给别人，又加以抚，便成了与皇上分功，这便是猾地事奉君主。如果来求官爵的人没有官的可能，既然没有什么可以好给他，又不给好脸，就会结成很大的怨恨，这也是我所不愿意得到的。”问者心悦诚服。

○王僧达

王僧达自幼聪，父亲王弘为扬州刺史时，王僧达六七岁，遇到有诉讼的人，偷看了他们的讼词，认为有理。等到理重大案件时，也把它呈递上去，王弘认为案小，就留在了边。王僧达替他申辩理由，背诵讼词一句不差。他哥哥王锡朴实讷，缺乏风采。文帝听说王僧达从小聪慧，在德殿召见了他，他应对机，皇上非常赏识，把临川王刘义庆的女儿许给他为妻。

他少年好学，善于写文章，担任太舍人。因为托病而在扬列桥观看斗鸭，被有关门所检举，宽大没有追究。他生喜好鹰犬，和街上的少年互相比赛，又亲自宰。刘义庆听说后，让朋友和尚慧观到他家去观看，只见王僧达书放了一席，和他讨论起了文章，慧观应答不暇，十分赞。他诉说自己家中贫穷，求郡官，文帝想让他掌秦郡。吏郎庾仲文说：“王弘的儿既不适合秦郡官长，王僧达也不备官资格。”于是搁置下来。调任太洗，为母亲守丧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