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便不再滞阻。后任官员亦仰赖王播此举之利。

文宗即位，加授检校司徒。大和元年(827)五月，王播自淮南朝晋见，奉大小银碗三千四百枚、绫绢二十万匹。六月，拜尚书左仆、同平章事，代理使务如故。二年(828)，封太原公、太清使。四年(830)正月，患暴病亡，时年七十二，停朝三日，追赠太尉。

王播寒门，以文辞仕，荣登华贵之位，颇富才名。但随势沉浮，不保持士人节，依靠邪手段获取升，君以为羞耻。然而王播天生勤于属吏职事，遇使务堆积，胥吏满等候裁决，簿书堆满案几，别的人简直束手无策，而王播理起来得心应手。

王播之王式，弟王炎、王起。王炎，贞元十五年(799)登士第，屡次升官至太常博士，早逝。其铎、镣。

李绛字之，赵郡赞皇人。曾祖李贞简。祖父李刚，官至县令。父李元善，任襄州录事参军。李绛应举士，登博学宏辞科，授秘书省校书郎。任满，补渭南县尉。贞元末，拜监察御史。元和二年(807)，以本官充任翰林学士。不久，改授尚书主客员外郎。一年后，调任司勋员外郎。五年(810)，升本司郎中、知制诰。均未离朝任职，勤勉不息以匡救劝谏为己任。

宪宗即位时，叛臣李钅奇聚兵于浙右。李钅奇被诛后，朝廷将发车运取其被没收的家财，李绛上言：“李钅奇凶顽狡诈背叛朝廷，僭越放纵勒索百姓，剥夺六州之人，积成一之苦。圣恩本因其叛而讨，使一方得以安宁复苏。现在辇运钱帛，传闻四海，就不是什么遏制叛、安抚困穷了。伏望圣慈，将没收之钱帛一并赐予本，替贫苦民今年租税，则万姓呼、四海歌咏啊。”宪宗嘉许他。

此时中官吐突承璀得恩。自藩王府擢升神策护军中尉，即于安国佛寺建立《圣政碑》，大兴歌功颂德之事，并请翰林撰写碑文。李绛上言：

“陛下推行新政，铲除旧法之弊，四海引颈，日日翘望德音。今忽立《圣政碑》，是示意天下人不能安心。《易》称：品行尚之人与天地合德，与日月齐明。受命理政，当励图治，岂能以一篇文字终止圣上之恩德，以一方碑表替代君王之谋略？若可叙述，则需恰当，如果损害陛下盛德，还谈得上弘扬济世之大吗？故自尧、舜、禹、汤、文、武，并无建碑之事。到了秦始皇这个荒暴放纵之君，施行混酷之政，然后有芝罘、峄山之碑，颂扬诛伐之功，记载巡幸之迹，恰好足为百王所笑、万代所讥，至今被称为失亡国之君，岂可仿效此人？陛下承继祖、太宗之事业，开拓贞观、开元之政局，思治而忘，从谏如顺，本可与尧、舜、禹、汤、文、武并驾齐驱，又怎能追效秦皇暴无之事而自损圣政？前些时，阎源奏请立纪圣功碑，陛下详察此事，概不允许。今忽令立此碑，与先前之举措截然相违。再说此碑既在安国寺，不得不叙述记载游观崇饰之事，述游观不合立碑旨意，叙崇饰又非关治政常则，原本不是圣哲君王所应的。此碑，伏乞圣恩特别下令罢止。”

宪宗认为所言极是，立碑之事便作罢。

后来李绛因在浴堂北廊奏对，极力抨击中官放纵恣肆、方镇奉迎献之事，宪宗恼怒，厉声说：“卿所论奏，何以太过分？”李绛上前辩说不已，：“臣所谏论，于臣无利，是国家之利。陛下不嫌臣愚，使臣于腹心之地，岂可见事有亏圣德，有损清世，却顾惜自而不一言，仰视屋梁暗地叹息，这样便是为臣辜负陛下呀。若臣不避祸患，竭诚奏论，旁忤臣，上犯圣旨，因此获罪，那就是陛下辜负臣了。再说臣与中官素不相识，又无仇怨，只因他们作威作福太甚，上损盛朝，所以臣不敢不论奏。假若臣缄默不语，并非社稷之福呀。”宪宗见他十分诚挚，缓和了脸抚他：“卿对朕竭尽臣节，人所难言之事，卿尽皆言说，使朕能听到平素听不到的话，真正是忠诚守节之臣哪。他日为众官之长，亦须如此。”李绛拜恩而退。皇上立即宣旨宰臣，令与李绛调职。于是授以中书舍人，充任翰林学士如前。次日，面赐紫服金鱼袋，皇上亲自为李绛择一良笏赐给他。

前后朝臣裴武、柳公绰、白居易等，往往被人排斥陷害，朝廷特意加以贬黜。李绛每每以秘密奏疏为之辩诉，皆获宽赦。及至镇州节度使王士真死，朝廷将发兵扫除余党，李绛竭力陈说认为不可。李绛既然尽心辅佐，皇上每有询问，他多能抓住事情的关键。元和六年(811)，仍因谏奏中官之故，罢免翰林学士，代理侍郎，判本司事。曾因事应对，宪宗：“每年有献，到了你便没了，是何原故？”李绛说：“将钱献内库，这是用钱财来结私恩。”皇上听罢肃然起敬，越发赞许他的鲠直。吐突承璀最受恩，这年，准备起用李绛为宰相。前一日，令吐突承璀任淮南监军。次日，降下制书，授李绛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列相位的李吉甫乖巧谄媚，善逢迎皇上之意，而李绛鲠直，对皇上多所规谏，因此同李吉甫不和。当时舆论认为李吉甫同吐突承璀相勾结，所以李绛特别厌恶他。李绛情刚直，每与李吉甫争论，人们多以李绛为是。宪宗明察李绛忠正守节，故李绛论奏，多所允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