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李绅、韩愈情都固执不让，你往我来，争辩不止，于是派李绅任浙西观察使，韩愈也被罢免京兆尹，任兵侍郎。等到李绅告辞皇上赴镇任职，泪陈说，穆宗怜惜他，便追发诏书授李绅为兵侍郎，韩愈又任吏侍郎。

长庆四年(824)十二月韩愈辞世，时年五十七岁，追赠礼尚书，谥号文。

韩愈情开朗豁达，与人往，无论对方发迹或是潦倒，他始终态度不变。年轻时同洛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善。这两人声名地位还不，韩愈不避寒暑，在公卿中赞扬推崇他们。张籍终于科考得中，荣获利禄官位。后来韩愈虽然份显贵，每当办完公事的闲暇，便同他们一起谈话宴饮，论文赋诗，和过去一样。而对那些权豪势要，看作仆一般，瞪着睛不屑一顾。韩愈很善于诱导勉励后，留在家中宾客对待的十分之六七，即使自己早餐也吃不上了，仍然和颜悦毫不在意。总是以振兴名声教化、弘扬仁义为己任。帮助内外亲和朋友的孤女婚嫁的近十人。韩愈常认为，自魏晋以来文章的人多拘于骈句对偶，而古代经典的意旨，司迁、扬雄的气韵风格，不再发扬了。所以韩愈所写文章，务必同近时文相反，抒发意旨创立学说，自成一家崭新见解。当时作家很多，没人能超过他，所以世上有“韩文”之誉。但是他不时仗恃才华肆意而言，也有远离孔、孟的观。譬如南方人荒唐地将柳宗元当作罗池神，而韩愈撰写罗池庙碑便作为真有其事来记载；李贺因父名晋肃，不应参加士考试，而韩愈为李贺写了《讳辩》一文，让他去考士；又写了《颖传》，讥讽戏谑不近人情：这是文章的最大失误。当时人称韩愈有史家的笔力，等到他撰写《顺宗实录》，由于繁简不当，叙事取舍也不恰当，为当时人指责。殷宗、文宗都曾命令史臣增添修改，那时韩愈的女婿李汉、蒋系官居显位，诸位史臣很觉为难。而韦厚竟然另外撰写了《顺宗实录》三卷。韩愈有文集四十卷，李汉为文集作序。

韩愈之名昶，也考中了士。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人，祖父刘云，父刘溆，历任州县官吏或幕僚，以儒学被世人称。刘禹锡于贞元九年(793)应士考及第，不久又考中博学宏辞科。刘禹锡通古文，善五言诗，今诗和文章亦富于才华、辞藻瑰丽。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僚时，任掌书记，杜佑对他格外重。后随杜佑朝，任监察御史，同吏郎中韦执谊相友善。

贞元末，王叔文任太侍读，许多年轻人求上，都去依附他。王叔文特别赏识刘禹锡，把他作为宰相人选来对待。顺宗即位后，长期患病不能主持政务，朝廷文诰，都由王叔文掌。王叔文将刘禹锡及柳宗元召中，同他们商议，对二人的意见没有不听从的。刘禹锡调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他们颇依仗权势，中伤正直人士。柳宗元一向不喜武元衡，当时武元衡任御史中丞，于是被降职右庶。侍御史窦群上奏弹劾刘禹锡心怀叵测扰朝政，不宜留在朝内，结果窦群当天便被罢官。韩皋仗着自己显贵，不依附王叔文一党，便被调任湖南观察使。他们既然凭自己的喜怒欺凌旁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斥责，路上遇着则以白相看，当时号称二王(王叔文、王亻丕)、刘、柳。

王叔文失败后，刘禹锡亦获罪贬为连州刺史，赴任途中，又贬为郎州司。郎州在西南夷人之地，风气很落后，习俗与中原不同，没有一个能谈的人。刘禹锡在郎州十年，惟有靠作文诗来陶冶情。蛮夷之风俗崇尚巫术，每每滥修祠庙，击鼓舞蹈，必定唱言辞俚俗的歌曲。刘禹锡间或也参与其中，便依照屈原等人作品，写了新辞教巫祝歌唱。所以郎州地方夷人唱歌，多是刘禹锡所歌词。

当初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犯众怒，宪宗也很生气，所以对他们一再贬谪。诏书上有“逢恩不宽恕”的命令。然而执政官惋惜他们的才华，待事情淡化后，逐步提升他们。等到程异再次掌转运事务，朝廷下诏派韩皋以及刘禹锡等人任边远州郡刺史。恰好武元衡官居中书省，让谏官十余人列举理由，说刘禹锡等人不可再用，于是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