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悟其意颇为动，赐锦彩一百匹、银四。

宝历元年(825)四月，群臣奏献皇帝尊号，皇上在御殿受册实行大赦。李逢吉因嫉恨李绅之故，所撰赦文只说谪贬之官已经酌情调近者予以量移，而不提先前未量移者，企图不让李绅受到恩赦。韦厚上疏：“臣俯首见赦文条目中，谪贬之官有不该享受恩泽的。以圣上宽赦之本意，便有所不及。臣闻听舆论皆言李逢吉惟恐李绅受恩量移，故有此条。若如此，则应是近年贬谪放之官员，因李绅一人之故皆不得量移。事关重大，岂敢不言？李绅乃先朝奖用，曾在内廷任职，自遭贬谪，未蒙恩赦。古人云：‘人君当记人之功，忘人之过。’仲曾被拘囚，齐桓公用他为国相；公冶长曾陷牢狱，孔仲尼选他当女婿。有罪者犹应涤其罪，无辜者岂可终生受累？何况圣上享鸿名大号，册赦之礼乃重大仪式，为天地百神所鉴临，亿兆八极所瞻，若恩泽不广施，确实不合适。臣与李逢吉素无仇隙，与李绅本非亲戚，之所以议论是为顾全大局，之所以陈述自一片公心。伏乞圣慈察臣肝胆，倘蒙允许，仍望宣令宰臣，应将近年谪贬之官，一并编赦令条目，使其得依旧例，获赦量移近。”皇上览毕奏疏，悟所言事理，于是追令改写赦文，李绅才得依例沾恩。韦厚任翰林承旨学士，每起草诏书，均能准确领会圣上旨意。曾奉急命往宣州征收鹰鸷及向扬、益、两浙索取奇纹绫绵，韦厚皆上疏拒不受命，而且引用先前赦书为证据，皇上均准其奏。

宝历末年，中突生事变，文宗平定内难，降诏命，却犹豫不定。韦厚闻难奔赴朝中，直言启奏：“《秋》之法，大义灭亲，内恶必书，以明逆顺。讨伐罪逆名正言顺，合乎大义有何疑惑？怎能迟疑不决，有所避讳！”于是对藩王的方式置。当晚，诏命制置及登极礼仪，来不及责成主官署办理，均依照韦厚的主张。及至礼仪行，同原定法规完全符合。韦厚因佐诏命之功，随即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加银青光禄大夫，晋爵灵昌郡公。

韦厚任宰相，致力于匡时救世，从不为自打算。无论在朝内或朝外、补官或正授，均能名副其实。当初，贞元间宰相齐抗奏减冗员，罢免诸州别驾，而那些在京师各署衙中当别驾官职的，却多朝官之列。元和以来，两河用兵，将佐中立功者，往往擢升到大的官署，大都以皇上或太属官之职杂补授，皆盛服趋朝，朱衣紫服挤满朝堂。久候当及代职闲居者，常常数十人奔赴中书省署及宰相私宅，肩接踵地等候谒见，繁辞碎语无止无休。及至韦厚秉政，先后奏请设置六雄、十望、十、三十四州别驾以安排这些人员，而不与正员相混杂，朝政得以整肃。

文宗勤于听政，却轻于决断，宰相奏事得旨，诏命往往中途改变。韦厚曾独自上奏论说：“陛下不因臣等不肖，用臣等为宰相，参议大政。凡有奏请，初蒙圣上听纳，随即又改变圣旨。若确陛下之意，则表明臣等不可信任，若于朝官妄加非议，臣等在朝中有何威信？再说裴度乃德望重之元勋，历辅四朝大政，孜孜不倦竭尽忠诚，民望所归，陛下本应亲近重。窦易直善良宽厚，在先朝为臣忠心耿耿，陛下理当依赖信任。微臣才力薄弱，首次蒙陛下擢重用，并非由他门旁朝，所言既不可听纳，臣当先自辞职。”随即退下再拜陈说乞准。皇上忙：“何以至此呢！卿之志向才，朕素来知晓，自登相位辅政以来，朝廷百官俱能尽职。纵然朕有失误，怎可立即辞职，以显得我薄德呢？”韦厚谢恩而去，了延英门，皇上又下令召回，对他说：“凡卿说之话，应全都说来。”于是韦厚奏论扬善惩恶、健全法制的主张，共数百言；又说裴度勋望重，为人尽心正直，宜久任宰相，可壮国威。皇上尽皆听纳。从此宰相奏事，朝官不敢妄加非议。

不久沧州李同捷叛，朝廷发兵征讨。魏博史宪诚暗怀悖心，裴度以为是老臣负气任，对他毫不怀疑。史宪诚曾有事派亲信至中书省请示，韦厚令来人传话：“晋公苦婆心在皇上面前保荐你为皇上之使，我却不这样，只仰候你有所作为，自有朝典决定奖惩。”史宪诚听到这话大为恐惧，从此谒诚效忠，居然为剿灭沧州之立下功劳。韦厚又因理财制用为治国之本，撰写《大和国计》二十卷献给朝廷。李载义屡破沧州、镇州两叛军，每有被俘兵士，多剖剔加以杀戮。韦厚致书说理，李载义表赞同。从此沧州、镇州所获生俘，皆放远地服役，前后保全了数百上千人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