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赏赐不当，君之就会消亡。小人的恶行不惩罚，君的善行不奖励，而希望天下太平，刑罚弃而不用，这是我没有听说过的。

“况而且空闲时清谈，都笃信崇尚孔、老；发威动怒时，就效法申不害、韩非。走正的人，不是没有被罢免三次的，嫁祸别人以自求安宁，这样的事也很多了。所以德的宗旨还未弘扬，刻薄的风气却已经煽起。上面的风已经煽起，那么下面就生事端，人们竞相随时势转移，宪章就不统一，考察王家的法度，确实有损君王的大。从前州黎与人串通作弊，楚国的法律就遭破坏；张汤心里有所轻重，汉朝的刑罚就弊病。人臣的偏颇，尚不能识破他的蒙骗，况且君王居临下，又将使人怎么举手投足呢？凭圣上的聪明，没有幽暗的地方不被照亮，哪里会有神不能达到、智慧不能通晓的地方呢？自求安逸不以慎用刑罚为念；只求笑乐，于是忘了褒姒一笑所引发的变故。祸福相依，吉凶同域，只是人自己招来的，怎么可以不思索呢？近来责罚渐渐增多，威怒暗暗加重，有的是因为供应不充足，有的是因为别人不能顺从自己的望，这些都不是为达到太平急需办理的事务，实在是骄奢的浸染。由此知尊贵没有与骄傲相约而骄傲自来，富裕没有与奢侈相约，奢侈自到，这并不是空话。

“况且我们所取代的是隋朝，隋朝动灭亡的源，可以作为圣明的对照。以隋朝的军队，比今日的兵；以隋朝的仓库，比今日的储备；以隋朝的，比今日的百姓；计量其长短大小，有多大差别呀！然而隋朝以富而灭亡，原因是国家的动；我们依贫困而安宁，原因是国家平静。平静就安宁，动就混，大家都知，并不是隐晦难见、细微难察的理。不走平坦的路，而遵循已倾覆的车的辙迹，这是为什么呢？在于安宁时没有想到危险，太平时没有想到动，生存时没有想到灭亡所导致的。过去隋朝没有的时候，自以为一定不会；还没有亡的时候，自以为一定不会亡。所以屡次发动战争，徭役不息，直到被杀受辱，竟然还没有明白自己灭亡的原因，不可悲吗！

“照相貌的丑，一定要用静止的；照看国家的安危，一定要找已灭亡的国家。《诗经》说：‘殷朝的借鉴不远，就在前一代的夏朝。’臣希望当今的动静，能以隋朝为借鉴，那么存亡治的理就可以知了。如果能想到导致危险的原因，就会安宁；想到导致它动的原因，就会太平；想到导致它灭亡的原因，就能生存。生存灭亡的关键，在于节制嗜好与望，减少游、打猎等娱乐，摆脱奢华的排场，停止办理并不急迫的事务，谨防偏听偏信带来的恼怒。亲近忠厚的人，疏远阿谀奉迎的人，杜绝悦耳的邪说，采纳苦的忠言。让易的人离去，使难得的货价廉，学习尧、舜徵求意见，对照禹、汤检查自己，惜十家之产，顺百姓之心。近取之于，以宽恕待人。劳苦谦逊而受益，不自满以免招致损害。有所行动百姓都附和，说话千里之外就来呼应，超的德行超过前代，良好的风尚树给后代孙。这是圣哲的宏规，帝王的盛业，能到这些方面，在于慎守而已。

“守住天下是容易的，取得天下确实很难，已经得到难以取得的天下，难不能保持容易守住的天下吗？保持它而不牢固，是因为骄奢逸的望在动摇它。对待终结要像对待开始一样小心翼翼，能不尽心尽力吗？《易经》说‘：君安宁不忘危险，生存不忘灭亡，太平不忘动，因此自安宁而国家可以保全。’这话确实有理，是不可不考察的。愿陛下追求善的志向不减于过去，闻过必改的作风无异于当年。如果能在平安无事的今天，像过去一样恭敬节俭，就尽善尽，本没有必要得意而自加颂扬。”

其四曰：

“臣听说治国的基础，必须以礼、德为本；君的保证，只在于诚、信。诚、信建立，在下位的人就不会有二心；德礼备，远方的人就会前来朝贡。所以德、礼、诚、信，是治理国家的重要纲领，对于父君臣，不可以有片刻的废弃。因此孔说：‘君主应该礼来使用臣，臣应该以忠来侍奉君主。’又说：‘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人没有信义就不能立足。’文说‘：同样的言语而有时被信任，是因为信任建立在言语之前；同样的命令有时能被执行，是因为诚心已经在命令之外。’因此言语不能施行，是言语没有信义；命令不被听从，是因为命令没有诚意。没有信义的言语，没有诚意的命令，对上就会败国，对下就会危及自，即使在狼狈困顿之中，君也不会言无信、令不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