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矿山有何珍贵，把它心锻造成，人们才看作宝贝。我正把自己比作金属，把您比作良匠而加以磨砺。您虽有病，还未衰老，怎能这样辞官呢？”魏徵恳切请求，多次推辞，退意更。太宗便改任他为特，知门下省事，下诏朝廷规章、国家制度，由他参议得失。与职事官一样赐予俸禄、属员及卫士。

文德皇后安葬后，太宗在禁苑中建造层楼台，以眺望昭陵，有次带领魏徵同登，魏徵仔细看后说：“臣昏，看不见什么。”太宗指给他看，魏徵说：“这不是昭陵吗？”太宗说“：是。”魏徵说“：臣以为陛下在望献陵，若是昭陵，我也看得见。”太宗泪，为此而毁楼，不久因修定五礼，应封一为县男，魏徵请封兄之孤魏叔慈。太宗伤地说“：这可以勉励世俗之人。”就答应了他。

后来太宗巡洛，驻昭仁，对地方官多所谴责。魏徵说“：隋朝因为责备郡县不，或是供不够，为此事而无节制，以致灭亡。所以上天命陛下取而代之，正应谨慎戒惧，约束自己，怎能让人因供应不奢侈而悔恨呢！

如认为充足，如今就很充足了；如认为不足，比这多一万倍也会不知满足！”太宗吃惊地说：“没有你，我听不到这样的话。”魏徵退下后又上疏说：“《尚书》称‘扬明德谨慎刑法’，‘要惧用刑法’。《礼记》说‘：居于上位容易侍奉，于下位易被了解，那么刑法就不会繁多了。’‘为上者多疑，百姓就会到迷惑；为下者难于了解，君长就会疲惫。’为上者容易侍奉，为下者易被了解，那么君长就不会疲惫，百姓就不会迷惑，因此君主有一德，臣就不会产生二心。刑罚赏赐的目的，在于劝善惩恶。

帝王赐用，天下划一，是不应依据亲疏贵贱而轻重有别的。如今的刑法赏赐则不然，或是于一时的喜怒，或是于好恶的不同。兴时该用刑而不忍心使用，发怒时丢开法律去寻找罪过；对自己喜的人极力赞，对自己厌恶的人百般挑剔。刑罚过滥，小人之就会增长；赏赐不当，君之就会消亡。小人的恶行不予以惩罚，君的善行不予以鼓励，而希望天下大治，刑罚弃置不用，这是从没听过的事。而且闲暇时清谈，全都尊信、崇尚孔、老；到作威发怒之时，就专门效法申不害、韩非。所以德的旨意还未宏扬，刻薄的风气就先煽起。从前伯州犁与人串通作弊，楚国的法律便遭破坏；张汤用心轻重不一，汉朝的刑罚便差错。何况为君主而自己就有偏颇呢！近来罚人员，有的是因为供应不周，有的是因为不能顺其意愿，都不是为了达到天下大治而急需理的事情。

尊贵不与骄盈相约而骄盈自来，富足不与奢侈相期而奢侈自至，这并不是空话。

“而且我朝取代隋朝的缘故，正在隋朝本。用隋朝的库藏与今日的储存相比，用隋朝的军队与今日的兵相比，以隋朝的人与今日的百姓相比，计其长短大小，该有多大差别啊！然而隋朝因富而灭亡，就是因为国家动；我朝因贫乏而平安，就是因为国家宁静。宁静就会平安，动就会亡，这人人都知，并不是隐晦难见、微妙难察的理。

不走平坦的路，而沿覆车之辙而行，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居安而不思危，安定时没想到动，生存时没考虑到灭亡。

隋朝未之时，自以为不会发生动；未亡之时，自以为不会灭亡。所以兵屡动，徭役不息，直到被杀受辱时，还不明白灭亡的缘故。岂不可悲！照看长相的丑，得用静止的，观察国家政局的安危，必用已亡之国作为借鉴。《诗经》说：‘殷朝的借鉴不远，就在夏朝时候。’臣希望当今的举动，能用隋朝作为借鉴，那么存亡治的理就可得知。想到能导致危险的原因就可获得安宁，想到能造成动的原因就可使天下太平，想到能使其灭亡的原因就能求得生存的权利。生死存亡的关键，就在于节制嗜好和望，减少游和行猎的次数，平息奢靡豪华之风，停建不急之役，谨慎而不偏听，亲近忠厚之人，疏远阿谀奉承之徒而已。

保持帝业容易，取得帝业的确困难。如今既已取得难得的帝业，难就不能保持易保的帝业吗？不能牢固地保持它，就是因为骄奢逸之心在动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