阱而不知好伪装一样。

有人会说：“所谓心机，只有创业之君才借助于它，作为守成之世，君有什么必要把事情搞得那么神秘，有什么必要信用心腹之臣呢？”这真是一可悲可叹的论调，试问，我们现今的守成之世能与太古之世相比吗？不能，这就说明心机不可不用。况且天下之变常陷伏于所谓太平盛世，就像田文所说：“少国危，大臣未附。”这景况没有心腹之臣难不叫人寒心吗？过去，汉祖临终前天下本已安定，然而刘仍嘱咐周辅佐孝惠帝、孝文帝。汉武帝临终前，天下本已大治，但他也吩咐霍光孝昭帝和孝宣帝的心腹之臣。纵然天下有泰山不倒之稳势，圣人也常有累卵之忧心。由此可看，守成之世，圣人不可不要心腹之臣。

《左传》说“：百官总己以听于宰相。”宰相如果不是腹心之臣，天怎能把天下大事委托给他理，而且三年不对他产生怀疑呢？《左传》还说：“五载一巡狩。”如果天无心腹之臣，在他五年一度的例行巡时，怎能放心抛开千里之外的京城。又要谁来为他守护京城呢？现在一家中必有宗老，一介寒士必有密友，借以开启心，接济缓急。为什么作为天就不该有腹心之臣呢？近世的一些君王威然在上，而使宰相渺然听命于下。君臣之间界线分明，上下之间没有沟通。臣视君仿佛有天上的星星那么遥远而不得亲近，君主也像在天上俯视臣，泊然无抚之心。这就容易造成这样一状况：国家有忧，臣不以为忧；君主有忧，臣不到屈辱；君主受到污辱，臣不去为君主而死。另外，近世君主用人没有自己的尺度，有一个人说某人好就上任用他，而有一个人说某人不好就上割舍他。在这氛围下，作为宰相，他避嫌畏讥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专心以国事为忧呢？外降无常，信疑不定，使宰相视宰相之府如传舍。百官泛泛于下而天在上，一旦有急之忧，君臣莫不颠沛离甚至遭杀之祸。所以我认为，圣人之任用心腹之臣，要尊之如父师，之如兄弟，相互之间无猜疑和禁忌，同起居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夸奖他我是这样，百人诋毁他我也是这样，仍使他有贵的爵位，有优厚的俸禄，有十足的权力，然后与他共同商议国家机密大事，共同考虑应付天下之事变。

宰相韩琦看到苏洵的文章后十分赞赏，并将此文章奏报到朝廷，苏洵因此被召试舍人院，但他以有病为由没有到任。于是又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当时正赶上太常修撰建隆以来的礼书，故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陈州项城令姚辟一起用修礼书，并撰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可惜书成之后，刚刚上奏而没有得到回音，苏询就去世了。皇帝特意赐绸、银二百给他家里，但其苏轼辞退了所赐之钱，只求赠官，因此皇帝特赠苏洵为光禄寺丞，并敕令有关门用船将苏洵的遗运回四川。苏洵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

文同字与可，梓州梓潼人，是汉代文翁的后裔，四川人仍以“石室”称其家。文同方秀眉，以学问著称于世，行风度雅纯洁，自号为笑笑先生。他擅长诗歌、文章、篆书、隶书、行书、草书和一笔画中丝丝白的飞白书法。文彦博任成都太守时，对他到惊奇，写信给他说“：与可兄襟怀坦，风韵洒落，有如晴云秋月，一尘不染。”司光、苏轼尤其敬重文同。苏轼是文同的从表弟。文同又善于画竹，他画的竹，开始自己不知宝贵，后来四方的人都拿着丝绸来请他画竹，人们的足迹不绝于其门。文同非常讨厌这情况，气愤地将丝绸丢在地上，骂“：我将要把这些都成袜在地上踩。”好事的人就把他这句话传播作为一实。文同起初考中士的时候，逐渐迁升为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又知陵州，后知洋州。宋神宗元丰初年(1078)，他知湖州，第二年，他到陈州宛丘驿，忽然留住不走了，自己洗完澡，穿好衣服，上帽，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停止了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