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遗政，民间没有隐匿的情况，即使有佞现，他们的邪谋也无由得逞。

“臣看到陛下乙亥年(1035)的诏书，书中明令告诫臣下不要越职上书言事，这个诏书传播四方，所有看到的人无不惊骇，人们往往窃窃私语议论这件事情，臣认为这恐怕不是之于陛下的本意。因为从陛下即位以来，曾屡次下诏要臣下勤于征求直言，并要百官转为奏对，而且设置了意见箱，同时还设立了直言极谏科。可是今天诏书的内容却完全和以前的事情不同，这岂不是有大臣蒙蔽了陛下的聪明，使陛下堵忠良正直人之，这不但会亏损朝政，而且实际上是自取灭亡的路。要知采纳善言荐举贤人，是宰相的职责，蒙蔽皇帝以求自己专权，没有不亡国的。今天谏官、御史都自于宰相之门，他们只要秉承宰相的旨意，就可以得到官，而广大的朝士充满朝廷，却噤若寒蝉得不到发表意见的机会。这样下去，陛下端坐拱默怎么能够全听到全国的事情呢？

“前些时孔辅、范仲淹两人刚正不阿，致位台谏官，后虽然改任其他官，可是他们仍不忘采纳意见和谏。他们两位大臣不是不知只要缄数年，就可以坐着得到卿辅的官，只是由于不愿意辜负陛下的委任和关注的恩德。可是他们都被中伤，遭到放而去，使正直的人为之夺气，骨鲠之士因而咋，大家都目睹朝中的弊政，里却不敢言。

“古时候晋侯问叔向说：‘国家的祸害什么最大？’叔向说‘：大臣保持禄位而不犯颜极谏，小臣怕得罪而不敢说，国家下面的情况不能通达到上面，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正由于这样，所以汉文帝有于女的话而废除了刑，汉武帝听从了三老的建议而族灭了江充。刑是古代的法律，江充是皇帝的近臣，女和三老，可以说是愚昧衰老和最疏远的人了。可是义之所在，虽贫贱之人不可忽略，两位皇帝所以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后世都称他们为圣。何况国家是专门设置了班，颁布了爵位，罗置了大量的英豪，所以应该责备于他们秉公尽忠，怎么可以教他们因循苟且从事于沉默？奖赏他们，使他们尽忠直谏，犹恐他们不说；现在惩办他们敢说话的，那谁还敢呈献意见？民间的情况闭，在上位的人就会孤独和危急，沉痛地想到这些，可不为之惊骇和警惕！殷切希望陛下发布德音，停止前次的诏命，勤于采纳群下的意见，下至于草野的小民，这样就可以长期保守兴隆和太平，也可以保全亲近和辅佐。”

不久苏舜钦考取了士，改任光禄主簿，知长垣县，又迁大理寺评事，监督在京的店宅事务。仁宗康定(1040～1041)中，河东发生了地震，苏舜钦往朝廷设置的意见箱中投放了上皇帝书，书上说：

“臣闻河东地震大裂，涌的地下冲毁了房屋和城墙，死伤的人畜有几十万，历时十天不止。臣开始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惊惶和疑惑。窃思自史策所记载的前代的衰微丧的朝代，也未曾有过如此大的灾祸。今我朝四个圣君相继统治全国，国内国外太平安宁，周边各国与我国相互，兵革不兴，完全和衰微丧的朝代不同，为什么天灾和变异反而比那些朝代还厉害呢？且妖异和吉祥的现，神实际上主着，各以其不同的类型显告于人世，从来未曾有过混淆。天人的应，古今以来的借鉴，大可以使人到恐惧。难是我朝帝王安于逸乐、信近臣而荒废了政事吗？还是朝廷之上有不才之徒冒领俸禄、窃权柄和福威侵犯了帝王的事业？又难是施行的政治有不便于民的吗？或者是在之中，有暗中教唆不谨慎有以谄媚获官职的吗？抑是西北的羌族有背盟想侵犯大宋的心理呢吗？臣从远方来，不知朝中最近的事情，心虽有所怀疑而嘴却不敢说。所到奇怪的，是朝廷看到这样大的灾异，却不修有缺陷的政事，以此来应对天戒，安定民心，而却默然不加以抚恤，好像没事情的时候一样；谏官、御史都没有听到有人上疏叙述灾害发生的原因，以开导皇帝的思想。但是全国的老百姓却群情汹汹，到聚在一起议论，脸上都呈现一忧伤和恐怖的形。

“臣以世代受到国君的俸禄，膺国命，涵恩渥泽，以成长此躯，但睛所看到的，心里所想的，却使人惊悸汗，想尽吐心中的想法，以拜谢皇帝的恩典。但又看见范仲淹以刚直而忤犯了臣的意旨，意见既未被采用而却遭到了贬谪窜，而且朝廷还降诏全国，不许臣民从此越职言事。臣不避权贵，却恐怕必定会遭到横祸被人中伤，又无补于国家，因此自己悲伤嗟叹，不知该怎么办。

“既而正月初，地震大爆发，臣以为国家政事有缺失，众臣没有人敢向陛下说，只有上天一再地嘱咐以告诫陛下。陛下果然能够沛然发明诏，准许群臣都得上书言事，臣开始听到也非常欣喜踊跃。旬日之内颇有上书言事的人，但是里面难没有切中时弊的奏章？却没有听到朝廷有推荐而加以施行的举动，这也是只注重虚言而不据实际效果。臣听说只有诚心才可以动天，只有办实事才可以安定民心，今天想动天却不以诚心，想安定民心却不办实事，徒颁布一纸空文，只是增加人们一阵叹息罢了，又怎么能够谢神灵而挽救时弊和变呢！难是大臣蒙蔽和堵了皇帝的视听，使陛下不能够施行？还是所说的事情都是迂阔毫无所取，不足以实行？臣私自看到朝廷的纪纲隳败，政治和教化残缺而失误，这些事情非常多，不可一概列举，现只选择大的两件事情疏呈以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