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苻，郗超知他一定会取胜；桓温西伐李势，刘忄炎也知他一定会成功。因为谢玄走路，在履屐之间都无不表现他的稳当；桓温玩。。博游戏，没有把握取胜他决不去玩，这两个人在平时无事之时，就已经让人从他们的小事情的成功中而相信他们大事也一定会成功。难一个人一定非要大用的时候才能看他的才能吗？臣所说的在无事的时候说有事，此其十。

“希望陛下超然远视，昭然远悟。不要夸耀圣德的崇，而要增加自己的才；不要依靠中国的人众多，而要加自己所未能准备好的防备。不要以天地的变异为自然，而要效法周宣王惧灾的态度；不要以臣下的忠言逆耳，而要察唐太宗的劝导臣下提意见的诚心。不要把后妃宦官亲信危害政治看成小事，而要借鉴汉、唐末年造成国家祸的原由和教训；不要把仇敌的包藏祸心，看成无其他图谋，而要取宣和、政和晚年遭受酷祸的教训。督责大臣通晓边事军务像富弼所奏请的那样，不要因政事堂、枢密院东西两府的区别而不同心同德；委任大臣推荐谋臣良将像萧何所的那样，不要以文武两途而行为完全不同。不要使贿赂宦官的人得到旄旗符节，像唐朝大历时候的弊端那样；不要使收买幸的人得到招讨的职务，像梁朝段凝那样招致失败。以重视川蜀的心情而重视荆、襄，使东西方的形势相连；用保长江的决心来保卫两淮，使它们像表里和齿一样互相依存。不要认为海路没有问题，不要认为大江可以依靠。要增加驻军，集聚粮，治理战舰，扼守险要。君臣所咨询访问的，早晚所研究追求的，暂时放置不急的事务，心研究备敌的良策。这样也许上可以清除天变，下不会陷敌人的计。

“但天下的事情有本，有枝叶。臣前面所陈述的，都不过是枝叶。所谓本，就是君主不可刚愎自用。君主如刚愎自用，则臣下不敢负责任，但这还没有什么害。至于军事，还说‘谁应当忧虑这个，我当自己忧虑。’今天的事情，是不是有些像这样？《传》说‘：木和都有自己的本原。’陛下学识明，希望用心思考它所以形成本原的原因。”

太东缺少讲官，皇帝亲自提杨万里为侍读。东官僚都以得到一个正直的人相庆贺。他日太读《陆宣公奏议》等书，杨万里都据书中的事实联系实际对太规劝和告诫，太敬重他。这时王淮宰相，有一天王淮问他说“：宰相最先办的应是什么事情？”杨万里回答说“：人才。”王淮又问“：哪些人是人才呢？”杨万里就写上朱熹、袁枢以下六十人以献，王淮依次提使用他们。杨万里历任枢密院检详官，守右司郎中，迁左司郎中。

淳熙十四年(1187)夏天发生旱灾，杨万里又应皇帝诏令上书，说：“旱灾已经两个月，然后才让大家言，这难不太迟了吗？言的范围，又只上自侍从官，下止馆职官吏，这难不太狭隘了吗？今天之所以发生旱灾，是由于上面朝廷的恩泽不能施及下面，下面老百姓的苦情不能上达朝廷，天地之间的气隔绝而不能畅通。”于是疏列两件事情上奏，言词都很恳切。不久，升任秘书少监。遇到宗驾崩，孝宗想行三年丧，修建了议事堂，令皇太参决一切事务。杨万里上奏章力谏，又上书太，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要是遇到危机，懊悔怎么来得及？与其懊悔来不及，何如辞谢而不居位。愿殿下三番五次推辞，而不要居这个位。”太为之恐惧。宗没有安葬，翰林学士洪迈不等集商议，就独自把享宗的已逝大臣吕颐浩等的姓名奏上。杨万里上疏抨击他，极力说张浚应当享，并且说洪迈这样无异于指鹿为。孝宗看了他的奏疏很不兴，说：“杨万里把朕看成了什么样的皇帝！”因此杨万里以直秘阁的馆职调任筠州知州。

光宗即位，征召他为秘书监。对时，奏言：“国家有一无形的祸患，超越职权行事，不是权臣而甚于权臣，扰国家，不是盗贼而甚于盗贼。这就是朋党之论呀！大概想激起人君的愤怒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朋党，挖空天下的人才也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朋党。朋党之说的兴起，其开端源发于士大夫，而其祸患遍及于天下。过去的事情已经很清楚，希望陛下建公正的准则于圣心。秉公听取意见全面观察事情，破坏党派解散群，确是君就重用他，确是小人就废弃他，不要问他是哪党哪派的。”又说“：古代的帝王，固然能够了解自己掌握了大权，但是却不知臣下窃大权。大臣窃大权则权在大臣，大将窃大权则权在大将，外戚窃大权则权在外戚，亲近小人窃大权则权在亲近小人。窃大权，最难防备的，那只有亲近小人了！他们不敢公开窃权，而是暗中窃权，但开始暗中窃权，其最后必然是公开窃权，这难不可怕吗？”

光宗绍熙元年(1190)，杨万里以焕章阁学士的份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官。适值《孝宗日历》修成，参知政事王蔺据过去的规矩要杨万里为之序，而宰相却令礼郎官傅伯寿序。杨万里便以失职而请求离职，皇帝宣命竭力挽留。遇到奉《孝宗圣政》，应当由杨万里奉，可是孝宗还是不兴，万里遂任江东转运副使，暂时代理总淮西和江东军钱粮。朝廷想在江南各郡实行铁钱，杨万里上疏称说铁钱不方便，不奉诏命，犯了宰相的意思，改任赣州知州。杨万里不赴任，请求祠禄官，授给秘阁修撰、提举万寿，从此不再面了。

宁宗即位，召赴行在，他辞谢。后升焕章阁待制，提举兴国。到了退休的年龄，他请求退休。宝文阁待制，退休。嘉泰三年(1203)，皇帝下令封他为宝谟阁直学士，赏赐衣带。开禧元年(1205)又召他，他再一次推辞。第二年，升宝谟阁学士。逝世，终年八十三岁，追赠光禄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