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凡是绍兴初年崇尚元。。时的学术的人，而其中朱熹、张木式的学问之所以能够得到程氏的正统之传，而其源委脉络相承都是于杨时。

杨时的儿杨迪，努力学习，晓通经典，也曾经以程颐为老师。

李侗，字愿中，南剑州剑浦县人。二十四岁那年，听说本郡人罗从彦学得了河、洛之学，于是以书信拜谒他，其中大致说：

“李侗听说，天下有三个本，父亲生养儿，老师教授学生，君主治理国家，缺其中之一则本就不能树立。古代的圣贤没有谁没有老师，他们学习的勤奋与懒惰，涉及学的浅显与邃，求取得益的先与后，是存还是亡，其详细情况不可能去考查。惟有洙、泗之间，孔的七十二弟之中的贤徒，议论问答，全记录在简册上，有足够的据可以稽查，是因为凭借孔夫而愈益明了。孟以后，儒失掉了传承，分成了各个派别，自立门，天下真儒再没有见闻于世。其聚徒讲学成群的人，他们所相传教授的，只是些句读、解释文字而已，谓之熄灭、失传是可以了。

“惟有先生衷心信服山先生的讲席已有一年多了，况且曾经从学于伊川先生之门，得到没有传承的孔孟之于一千五百年之后，情明而修，行为完而洁，扩其以广大，验其以仁恕，微妙，各终其极致，汉朝、唐代的各位儒生没有与之相近似的。至于不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以谦人，和别人一起就能化别人，如风发万，大概也没有谁知其所以然。凡是读圣贤之书的人、有见识的，谁不希望能够得到你传授的经典，以询问疑难，至于有不同意见的人，本应当放置一旁而不议论他。

“李侗愚笨、鄙陋，仅仅是学习科考举之业，不能够从学于您的门下，而今天诚恳地想来求教，是因为所寻求的东西大于利禄。李侗还听说，可以治心，就像吃了使人肚腹饱满，就像穿衣服而可以抵御寒。人有迫于饥饿、寒冷的忧虑，因此，忙碌地谋取衣，造次颠沛，始终没有忘记。至于心之不治，如面临末世的危险而不知去忧虑，岂不是心不如与吗？我为此百思而不得其解。

“李侗没有考虑自己的天资浅陋，仅是以祖父的儒学起家，不忍心于坠箕裘之业，忙忙碌碌地追求利禄之学，虽知真儒有所作为，闻风而起，本不如先生亲自动手所得于动静语默之间，亲看见而意思周全。现在我已有二十四岁，茫然间而又没有停止学习，显明的理没有清而是非无以辨别，宅心不广而喜怒情绪容易变化，行为不完而悔吝很多，神不充实而智巧袭用，选择了而不净，遵守了而不足够，从早到晚恐惧忧虑，就像忍饥挨饿受冻的人寻求充饥御寒的。不然的话，哪里敢以不肖的份来成为先生的拖累负担呢。”

李侗跟随罗从彦多年，被教授《秋》、《中庸》、《论语》、《孟》的学说。从彦喜静坐，李侗退中也静坐。罗从彦告诉他从静中看喜怒哀乐的情未发生之前的气象，而从中寻求所谓“中”，好久以后，而于天下之理贯通达，依次会释然，各有条序，罗从彦对此特别赞许。

李侗而后退居山田乡里，谢绝世俗之故达四十年，饮有时不能充饥，仍怡然自得其乐。事奉亲人，恭敬孝悌，兄长个刚烈多忤，李侗待他很好，得其心。闺门内外愉悦肃穆，若没有人的声音，而众事自有秩序。亲戚中有贫穷的而不能结婚嫁娶的，就为他们帮忙而赈济之。与乡人相，吃喝言笑，每天快乐，自然和睦。

李侗所接受的后学诸生，答问不倦，虽照学生的浅施教，而一定从反省自己开始。所以他的话说“：学问之不在多讲，而只是默坐澄心，认天理。如果是这样，虽然有一毫私之发生，也能退而恭听了。”又说：“学者的病，在于没有使人豁然领悟地方。如孔门下的各位学生，群居终日，互相切磋讨论，又能够依靠孔夫为指导，故日用平常之间通过观而开化的人很多。恐怕会贯通的领悟，不是讲解所能够达到的。”又说“：读书的人知其所说的没有成为我自己的东西，即自己努力去寻求它，则凡圣贤所至而我所不能达到的，都可受勉励而努力求索。假如直接求之于文字，以作为诵说之资，不成为玩丧志的人就很少了。”又说“：讲学之要在于沉缜密，然后气味长，途径不差。假如概以理一，而不能辨察其本质之区别，这就是学者之所以于疑惑模糊的真伪之说而自己还不能知晓的原因。”曾经以黄称濂溪周茂叔“中洒落，其开阔的襟、坦白的心地，如雨过天晴时风清月明的景象。”作为善于形容有的气象，曾经常诵读，同时反复要求学者存此于中，希望遇事洒脱、明了，这样义理就会不断有长。

他在讲《中庸》时说“：圣贤的门下所传的是书，其所以开启觉悟后学不是没有更多的对策。然而其中所谓‘喜怒哀乐未发的称之中’的，又是其中一篇的主要的意思。假如仅仅只是记诵而已，那么，为何要这样呢？一定要亲自验，才能实在地明白这个理，假如像颜之叹，显然是若有所见，而没有违背于心想目见的理，然后扩充过去的知识，力求无所不通，那么就差不多可以说《中庸》了。”他在讲《秋》时说“：《秋》中一事各是说明白一个例证，如观赏山，随步移位观察而形势不同，不可以拘泥于一方法。然而所以难说明的，大概是以常人之心推测圣人的心事，没有到圣人的那洒脱的境界，岂能没有失误呢？”

李侗闲居以后，好似无意于当世之事，然而伤时空，忧虑国家，议论事情激之情动人，溢于言表。曾经说：“现在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三纲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可任用，这就使上下之气隔离有隙，而致中国日益衰微。义利不分，故自王安石治政用事开始，陷溺人心，至今人们还没有自我觉察到。人趋利而不知义，那么皇上的势力就会日益孤立，君主当于这方面留意，不然的话，就是所谓‘虽有粟米，我能吃得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