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说这法不对，持论告诉韩琦。韩琦说“：用兵贵在先声夺人，谅祚正桀骜不驯，让他突然听到增兵二十万，怎么不害怕？”司光说：“用兵之贵先声夺人，是空无实，只是可以欺骗一日之间而已。如今我们虽然增兵，实际上不可任用，不过十天，他将会知这一详细情况，还有什么可恐惧的呢？”韩琦说：“您只是看到庆历年间乡兵招成为保捷军的情形，忧虑今天会重蹈覆辙，朝廷已经降下敕榜同百姓约定，永不充军戍守边地了。”司光说：“朝廷曾经失信于民，百姓不敢轻信，即使是我也不能不怀疑。”韩琦说：“我在这里，您不要有什么忧虑。”司光说：“如果您长期在这个地方，当然可以放心；他日别人当权，用您现在的军队，用他们运粮戍边，不过是易于反掌的事而已。”韩琦默然无声，但终于没有停止增兵。不到十年，事情果真如司光所料。

王广渊被任命为直集贤院，司光认为他妄邪恶不可亲近“：过去汉景帝重用卫绾，周世宗薄待张。王广渊在仁宗时代，私自结于陛下，难是忠臣吗？应当加以贬斥以劝勉天下。”司光升任龙图阁直学士。

神宗即皇帝位，提司光为翰林学士，司光极力辞谢。神宗说：“古代的君，有的有学问而没有文采，有的有文采而没有学问，只有董仲舒、扬雄二者兼而有之。你有学问有文采，为什么要推辞呢？”司光回答说“：我不能作四六句。”神宗说“：四六句像两汉时的制书诏令那样就可以了；况且你能够取得士第，却说不能作四六句，为什么呢？”终没有获准辞谢。

御史中丞王陶因议论宰相不押班而罢职，司光代理御史中丞，司光说：“王陶由于议论宰相罢职，那么中丞之职不可再为。我愿意等待宰相押班后，然后就任该职。”朝廷准许了他的请求。司光于是上疏论修心的要旨有三条：叫仁义，叫明智，叫武略；治国的要旨有三条：叫善于用人，叫有功必赏，叫有罪必罚。司光的这一主张很完备。司光又说“：我得以事奉三朝，都是以这六句话呈献，平生历学所得，全都在这里了。”御药院的内官近臣，宋朝常常用供奉官以下的人充当，升到内殿崇班职位就任地方官；近年暗中理顺官阶，这不是祖宗的本意。因而弹劾居简妄邪恶，请求加以远远放。奏章五次呈上，神宗为了替居简开脱，全废除寄资官。不久再留任二人，司光又据理力争。张方平任参知政事，司光认为他不负众望协调，神宗没有同意司光的意见。司光还是担任翰林兼侍读学士。

司光常常担心由于历代史籍浩繁，皇帝不能全阅览，于是写了《通志》八卷呈献英宗。英宗很兴，命令在秘阁设置机构，续修这书。到这时，神宗给此书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给此书写了《序》，让司光每天读。

诏令录选颍王府直省官四人为。。门祗候，司光说：“国初草创之时，国运还艰难，所以皇帝登位初期，必须用左右故旧之人作为亲信称作随龙，这不是一般的制度。。。门祗候对文臣来说是馆阁职务，怎能让执劳役供使用的人担任呢？”

西戎将嵬名山打算以横山众，捉住谅祚来降服，诏令边臣招纳横山众。司光上疏极论，认为：“嵬名山众，未必能够制服谅祚。即使侥幸取胜，灭掉了一个谅祚，又生一个谅祚，有什么好；如果不能取胜，嵬名山一定会带领众归附于我，不知怎么对待他们。我恐朝廷不单失信于谅祚，又将会失信于嵬名山。如果嵬名山余还很多，返归北地不能，而南方又不被接纳，穷途末路无可归，必定将会突然占据边城来求活命。陛下难没有听说侯景叛的事例吗？”神宗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派遣将领谔兵迎接嵬名山，取得绥州，耗费钱财六十万，西边用兵，大概就从这里开始。

百官给神宗上尊号，司光正当值答谢诏书，说：“先帝亲郊祭祀，不接受尊号。先帝晚年有人献建议，认为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契丹有尊号而我独独没有，于是决定在非常之时奉册行事。过去匈冒顿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大单于’，没有听说汉文帝也加以大名尊号。”神宗非常兴，亲手起草诏书夸奖司光，让他好好写答谢辞，以示中外。

执政大臣以河朔地区遭受旱灾，国家财用不足，请求神宗南郊时不要赏赐黄金丝帛。诏命学士讨论，司光与王皀、王安石同时见，司光说“：救灾节用，应当从贵人近臣开始，陛下可以听取这个意见。”王安石说“：常衮辞去官职俸禄，当时认为常自知无能，应当辞去职位但不应当辞去俸禄。况且国家财用不足，并非当世急务，国用之所以不足，是由于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的缘故。”司光说“：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苛征于民而已。”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不加重赋税而使国家财用充足。”司光说：“天下哪有这样的理？天地之间所生来的财货百，不是在老百姓手里，就在官府那里，要是想方设法掠夺民财，它的危害就比加重赋税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大概是桑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太史公把它写史书足以见其不明而已。”二人争议不休。神宗说“：我的意见与司光相同，但暂且以不予允准回答他。”适逢王安石起草诏书，援引常衮事例责问两府，两府不敢争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