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对此应泰然之。”

曾巩，字固，建昌郡南丰县人。他幼小时就机智锐，如几百字的文章，一读过就能背诵下来。在十二岁时，试《六论》，提笔就写来了，而且文辞十分壮。到二十岁时，已经名闻四方。欧修看到他的文章后大为赞赏，对他的才能表示十分惊异。

嘉祐二年他考中了士。调任太平州司法参军，奉召编校史馆书籍，升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实录检讨官。接着任越州通判，这个州里原来拿酒场的钱预支招募牙人，钱不够，就从乡民中征收，以七年为期不再征收；可是期限到了，搞招募的人谋求多得，仍然照旧征收。曾巩查明情况，立刻禁止了这法。这一年发生了饥荒，计算常平仓的粮不够用来供给，而且地的农民，不能都到城里来。于是他指示所属各县，劝告本地富人拿自己储存的谷来，共有十五万石，将这些谷比照常平的价格稍微提后卖给百姓。这样，百姓能够就便得到谷，又不家乡，粮又有余。同时贷给农民，让随秋季缴税时偿还，使农事没有耽误。

担任齐州知州，他理这个地方，把治邪恶，急惩盗贼作为本。曲堤有个姓周的人家，拥有大量钱财，称霸乡里，他的儿名，杀害良民，污辱妇女，衣服超越本分，其能量又可以动用权豪，因此州县官吏都不敢去追究。曾巩捕获这个人，以刑法。章丘人在村里纠众结伙，号称“霸王社”，行大肆抢掠，劫车夺囚，无所忌惮。曾巩放了三十一人，又令乡民组成保伍，联合巡查盗贼行踪，有盗贼则击鼓传递消息，相互援助，这样每次都能将盗贼擒获。有一个名叫葛友的人，名字列于被追捕者之中，一天，他到官府自首了。曾巩用衣裳、饮款待他，并给随从人员，用车载着所购买的金银布帛，四夸耀。盗贼听说了这件事，大多来自首了。曾巩之所以这样将事情到张扬，实际上是想分化那些盗匪窃贼，使他们不能纠合在一起。自此以后，乡里十分平安，人们外甚至可以连家门都不关闭了。

河北路发派百姓疏通黄河，从其他路也征调民力，齐州应当民夫二万人。各县起初籍分派，三个男丁一夫役，曾巩清理了隐瞒和遗漏的人数，使之达到九人取一，从而节省了好几倍的费用。他又免除了无名渡钱，建造了桥梁，利于往来行人。对原来的传舍作了迁移，将驿路改为从长清到达博州，再通至魏州，共省去六个驿站，人们都觉得十分便利了。

调任襄州、洪州知州。适逢江西这年瘟疫大行，曾巩命令各县镇亭传都储存药，作好准备，解决需求。军民因生活困难自己不能调养的，便招来住在官舍，供给他们饮、衣被等用品；分医生给他们诊治，把他们医治的效果记载下来，作为成绩考的依据。朝廷军队远征安南，所经过的州要预备一万人之所需。其他地方的官吏借此行索求，过重的征收，使百姓难以忍受。曾巩则事先分别理了大军突然聚集的问题，这样，军队过去后，街市里还不知。接着加直龙图阁、任福州知州。

南剑将乐的盗匪廖恩在被赦免来向官府投降以后，他的那些余下的属溃散之后又纠合在一起，暗地里结成团伙，遍及数州之地。一个尤其凶残暴的盗匪本不听招降，当地百姓非常恐惧。曾巩设计罗致了他，接着相继来自首的有二百多人。福州佛寺很多，僧侣贪求富饶的财，争着想主守，就行贿请求官府作决定。曾巩教僧徒们共同推选主守，将推选的人记录在册，次序相补。然后在府廷授予他们文告，退回私下赠谢，以杜绝边人向外求取的弊端。福州没有职田，每年用卖园圃的蔬菜来增加薪俸，常年收达三四十万。曾巩说：“太守与民争利，合适吗？”就停止了这法。后来的官员也不再用这个办法获取收。

再调为明州、亳州、沧州知州。曾巩久负才华的盛名，长期在地方调来调去，世人都认为他情孤傲不善于同别人相。这一时期，优秀的青年们大量涌现，曾巩对他们的态度是淡薄的。一次，经过朝廷，神宗召见了他，对他劳问候，十分，于是留判三班院。他上疏提解决经费问题的意见，皇帝说：“曾巩把节用作为理财的关键，当世论理财的人，还没有谈过这样好的见解。”神宗因见《三朝国史》、《两朝国史》都是各自成书的，想将这两本书合而为一，于是加授曾巩史馆修撰之职，专门来这件事，不用大臣监督，不久书就修撰成了。刚好遇上实行新的官制，拜曾巩为中书舍人。当时自三省百官开始，都作了新的调整选，任命的诏书每天多达十数，诏书对每个人的职事权限等的阐述规定都非常简明扼要。随即掌延安郡王上呈皇上的表奏。过去这类事情都属于翰林学士辖，这时则特别转他来掌。几个月以后，他因母丧离去。又过了几个月，曾巩也去世了，终年六十五岁。

曾巩品孝顺友，父亲逝世后，侍奉继母更加无微不至，在家境衰败而薄弱无靠的情况下，抚育了四个弟弟、九个妹妹，他们的读书、仕和婚嫁，都是他一手力办。他的文章上下广泛涉猎，写到后来更加妙，本原于《六经》，参考了司迁和韩愈的文法，当时擅长文词的人，很少有超过他的。他年青时与王安石游，这时王安石的声誉还不大，曾巩就把他引见给欧修，到王安石得志，就对他有不同看法。神宗曾经问他“：王安石这个人你看怎么样？”曾巩回答说“：王安石的文学和行义，不次于扬雄，因为他吝啬所以又不及扬雄。”神宗说“：王安石对富贵是看得很轻的，怎么说他吝啬呢？”曾巩说：“我所说他吝啬的，指他敢作敢为，而难于改正错误而已。”神宗听后觉得这话是对的。吕公著曾经告诉神宗，以为曾巩的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因此不必大用。他的弟弟曾布，另外有传。小弟曾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