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心挑选，然而国家政治德并不昌盛，天时也不顺利，难是大臣辅佐不英明吗？还是陛下的信任不笃诚？如果一定要使用某人，就应推心责成，以便彻底发挥他的才能作用；如果说他不行，就应更选贤良的人。近来邪的人易得升，守正的人常常困穷，政多门，习俗喜走捷径。圣上的心本要尽得天下的贤能，分别授官任职；而宰相却正在据资历提官吏，没有人提意见、告诉皇上。想要求得到贤德的人而不能重用所引起的报应，又可应验了。

如今太骄不减，虫孽渐渐猖炽，黄河肆。如果仍循规蹈矩，施行寻常的政策，臣担心不足以换回上天的灵意、回应至无上的警告。古代，谷不丰收就降低膳标准，灾祸屡次来临就降低衣服标准，危难的年，不准涂漆屋。希望陛下下诏引咎自责，裁减太官的膳、回避在寝中的朝见，允许士大夫斥责皇上、说皇上忌讳听的话，讥讽批评时病。停止不急需的工程，省去无名目的征收，不私施恩泽，改提正直有的人，宣扬德、教化人民，让天下休养生息。皇上动了至诚之心，博大的恩惠泽到下层百姓，怎会有时运雨泽方面的艰难呢！

宋仁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

恰好编修国史，朝廷用谢绛编修官，史书修成，他升祠员外郎、直集贤院。当时他父亲谢涛在西京官，且已老了，他因此请求就便奉养，被调任河南府通判。又上疏论述说：“唐朝丽正、史官的机构，都设在大明、华清中。太宗皇帝始修造三馆，另在升龙门左边建立秘阁，亲自为它用飞白书写匾额，又写作赞文刻在秘阁下的石上。景德年间(1004～1007)，图书渐渐增多，真宗皇帝便将国库中的四间库房增加图书室。这两位圣君曾多次光临，亲加问，不时召见守卫国家藏书馆的人。当时人人努力学习术，研究艺文，知天非常勤勉地尊崇礼制，而名臣职，都据这些来选择。以前它们遭到焚毁，没来得及修葺，有人援引两省的先例，另建外馆，但宿舍又低卑又喧哗，与民房混杂连接。而大官卫尉，供给却拟定增长，亏待国、伤坏风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陛下不曾把华丽的车绕到这里，将丽的圣足降临，这空的册府，已有很长时期，没有听到过车到来的声音了。舆论认为皇上对德的倾慕不及古代笃诚，对待士书生也比从前要差。士们没有受到皇上的勤勉的邀请和访问，所以崇尚因循守旧，不激励自己，文化雅士阶层渐渐生弊病，臣私下为圣朝到可惜。希望能开辟内馆，恢复景德以前的旧制度。”皇上下诏认可。

谢绛虽在京城以外官，仍多次议论国事。他上奏说：“近年有些不逞之徒，假托术数，以先生、士自命，着短褐秃巾，在朝中勾结权贵亻幸臣，在朝外奔走州县，甚至伪造诏书，傲慢轻视地方官吏，请求皇上严令禁止，把曾经以亲笔手令赏赐给术士们的封号，撤销收回。”

回朝后任权开封府判官，又说：

蝗虫遍野，涌城市，到官府寺庙，井里沟中，到都是。《秋》上三次记载鲁国的螟灾，《谷梁传》认为是因为鲁哀公用田赋名目残酷剥削人民所致。朝廷征敛的法律，基本上轻廉公平，据臣所知，似乎是官吏们不很称职才招来灾害。凡今日掌城市和百姓的人，都有专制一方面的权势：有才的掠取功名，用严急作为治理方法，有的仅凭说，虚伪无实绩，却多次蒙受奖励、任用；愚蠢的只知到期统计簿书，畏首畏尾。这两人的政治虽殊，然而却同样有害。

治国重要的在养民，养民关键在选官，官吏守法，人民就安定；气氛和谐，灾难就息灭。希望先挑选几十个大州县，下诏公卿以下，被推举任知州太守的人，可以自己征聘所属县的县令和下属官吏，务求有治理才能的人，不要受资格限制。然后放松约束，允许他们因宜独自决策。以一年为期上报治理状况，再依此决定是留任还是撤去，必定会有改变风气、与官方资历任职不同的效果。汉代时，皇上下诏向京房询问使灾异平息的方法，京房用考官吏的功绩作为对策来回答。臣希望陛下广泛询访司法官，废除烦杂苛细的命令；申令财政统计官，减轻聚敛的徭役。不要兴起大的罪案讼事，不重用急躁的人，务求清静安宁，保持沉静默。《传》说：“大灾年的礼节，百官都设置但不治事。是讲要省事。”当今灾气像这样肆不止，好的时刻总不来，这是皇上的灵意被歪曲，皇上的圣言被篡改。

这时正好郭皇后被废，谢绛陈说《诗经？白华》，引申后、褒女以的故事来讽谏，言辞非常恳切。调任三司度支判官，再升兵员外郎。上奏说“：近来用东西越来越奢侈，赏赐过度，中需要的费用，去年共计是四十五万缗钱。自今到四月，则已有二十余万。早先下诏裁减节省费用，但官吏传达文书，只是去寻找咸平、景德时期的账簿。账簿没有保存下来，就不知怎么办。臣以为不如推近及远，逐年考察每年的费用来行裁减，不一定要以咸平、景德年间的数字标准。”

当初，皇上下诏停止纺织细密的纹和在衣服背刺绣，禁止人们穿用这样的衣服，并且说要从中开始实行。可不久给女们赏赐衣服时，却又向官府索取。又后苑制作玳瑁，曾到市上索求筒。筒是禁，民间不准拥有，可中索求不已。谢绛都建议废除。他又说“：号令多次改变就会伤害国，是利是害如果偏听一方就会迷惑。请求的人务求各自的建议都能施行，而守地方的人又受意见不一的苦。请废除从内降旨的法，所有诏令都由中书、枢密通过，然后才施行。”因此又奏上《圣治箴》五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