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先德后刑之意也。加试《论语》大义，仍裁半额，注官依科目次序。"诏近臣集议。左仆司光曰："取士之，当先德行，后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采。神宗专用经义、论策取士，此乃复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今天下学官讲解。至于律令，皆当官所须，使为士者果能知义，自与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习为刻薄，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

四年，乃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凡诗赋士，于《易》、《诗》、《书》、《周礼》、《礼记》、《秋左传》内听习一经。初试本经义二，《语》、《孟》义各一，次试赋及律诗各一首，次论一首，末试、史、时务策二。凡专经士，须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秋》为大经，《书》、《易》、《公羊》、《谷梁》、《仪礼》为中经，《左氏秋》得兼《公羊》、《谷梁》、《书》，《周礼》得兼《仪礼》或《易》，《礼记》、《诗》并兼《书》，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初试本经义三，《论语》义一，次试本经义三，《孟》义一，次论策，如诗赋科。并以四场通定下，而取解额中分之，各占其半。专经者用经义定取舍，兼诗赋者以诗赋为去留，其名次下，则于策论参之。自复诗赋，上多向习，而专经者十无二三，诸路奏以分额各取非均，其后遂通定去留，经义毋过通额三分之一。

光又请："立经明行修科，岁委升朝文臣各举所知，以勉励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专取文学之意。若所举人违犯名教及赃私罪，必坐举主，毋有所赦，则自不敢妄举。而士之居乡、居家者，立行己，不敢不谨，惟惧玷缺外闻。所谓不言之教，不肃而成，不待学官日训月察，立赏告讦，而士行自矣。"遂立科，许各举一人。凡试士者，及中第唱名日，用以升甲。后分路别立额六十一人，州县保任上之监司，监司考察以闻，无其人则否。预荐者不试于州郡，惟试礼。不中，许用特奏名格赴廷试，后以为常。既而诏须特命举乃举，毋概以科场年上其名。

六年，诏复通礼科。初，开宝中，改乡贡《开元礼》为《通礼》，熙宁尝罢，至是始复。凡礼试，添知举官为四员，罢差参详官，而置检官二十人，分属四知举，使协力通考；诸州检官专校杂犯，亦预考试。

八年，中书请御试复用祖宗法，试诗赋、论、策三题。且言："士多已改习诗赋，太学生员总二千一百余人，而不兼诗赋者才八十二人。"于是诏："来年御试，习诗赋人复试三题，专经人且令试策。"自后概试三题。帝既亲政，群臣多言元祐所更学校、科举制度非是，帝念宣仁保佑之功，不许改。绍圣初，议者益多，乃诏士罢诗赋，专习经义，廷对仍试策。初，神宗念字学废缺，诏儒臣探讨，而王安石乃其说，学者习焉。元祐禁勿用。至是，除其禁。四年，诏礼，凡内外试题悉集以为籍，遇试，颁付考官，以防复。罢《秋》科，凡试，优取二《礼》，两经许占全额之半，而以其半及他经。既而复立《秋》博士，崇宁又罢之。

徽宗设辟雍于国郊，以待士之升贡者。临幸，加恩博士弟有差。然州郡犹以科举取士，不专学校。崇宁三年，遂诏："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及试礼法并罢。"自此，岁试上舍，悉差知举，如礼试。五年，诏："大比岁更参用科举取士一次，其亟以此意使远士即闻之。"时州县悉行三舍法，得免试学者，多当官弟，而在学积岁月，累试乃得应格，其贫且老者甚病之，故诏及此，而未遽废科举也。大观四年五月，星变，凡事多所更定。侍御史注言："养士既有额，而科举又罢，则不隶学籍者，遂致失职。天之视听以民，士，其民之秀者，今失职如此，疑天亦谴怒。愿以解额之归升贡者一二分，不绝科举，亦应天之一也。"遂诏更行科举一次。臣僚言："场屋之文，专尚偶丽，题虽无两意，必厘而为二，以就对偶；其超诣理趣者，反指以为澹泊。请择考官而戒饬之，取其有理致而黜其为对偶者，庶几稍救文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