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矣，天下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求德行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室，敛民财以养游士，置学立师；以又时简不帅教者，屏之远方，徒为纷纷，其与庆历之际何异？至于贡举，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举唐故事，采誉望而罢封弥；或变经生帖、墨而考大义，此数者皆非也。

夫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以格，审好恶以表俗，若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恶衣、菲，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论策均为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使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通经学古，无如孙复、石介。使复、介尚在，则迂阔诞谩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废之？

帝读轼疏曰："吾固疑此，得轼议，释然矣。"他日问王安石，对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德故也。一德则修学校，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

既而中书门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学校，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今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则庶几可以复古矣。"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后改《论语》、《孟》义各三。）次论一首，次策三，礼试即增二。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解章句而已。取诸科解名十之三，增士额，京东西、陕西、河北、河东五路之创试士者，及府、监、他路之舍诸科而为士者，乃得所增之额以试。皆别为一号考取，盖优其业，使不至外侵，则常慕向改业也。

又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桉，所以待诸科之不能业士者。未几，选人、任，亦试律令始官。又诏士自第三人以下试法。或言："科任签判及职官，于习法岂所宜缓。昔试刑法者，世皆指为俗吏，今朝廷推恩既厚，而应者尚少，若科不试，则人不以为荣。"乃诏悉试。帝尝言："近世士大夫，多不习法。"吴充曰："汉陈以法律授徒，常数百人。律学在六学之一，后来缙绅，多耻此学。旧明法科徒诵其文，罕通其意，近补官必聚而试之，有以见恤刑之意。"

熙宁三年，亲试士，始专以策，定著限以千字。旧特奏名人试论一，至是亦制策焉。帝谓执政曰："对策亦何足以实尽人材，然愈于以诗赋取人尔。"旧制，士谢，谢恩银百两，至是罢之。仍赐钱三千，为期集费。诸州举送、发解、考试、监试官，凡亲戚若门客毋试于其州，类其名上之转运司，与锁厅者同试，率七人特立一额。后复令存诸科旧额十之一，以待不能改业者。

元祐初，知贡举苏轼、孔文仲言："每一试，士、诸科及特奏名约八九百人。旧制，礼已奏名，至御试而黜者甚多。嘉祐始尽赐，近杂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士升甲，本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特升之，皆一时圣断。今礼十人以上，别试、国、开封解试、武举第一人，经明行修士及该特奏而预正奏者，定著于令，递升一甲。则是法在有司，恩不归于人主，甚无谓也。今特奏者约已及四百五十人，又许例外递减一举，则当复增数百人。此曹垂老无他望，布在州县，惟务黩货以为归计。前后恩科命官，几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奋厉，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以此知其无益有损。议者不过谓宜广恩泽，不知吏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而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愿断自圣意，止用前命，仍诏考官量取一二十人，诚有学问，即许官。其余皆补文学、长史之类，不理选限，免使积弊增重不已。"遂诏定特奏名考取数，士四等以上、诸科三等以上，通在试者计之，毋得取过全额之半，是后著为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