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领之太常，以播于天下。

夔乃自作《圣宋铙歌曲》：宋受命曰《上帝命》，平上党曰《河之表》，定维扬曰《淮海浊》，取湖南曰《沅之上》，得荆州曰《皇威畅》，取蜀曰《蜀山邃》，取广南曰《时雨霈》，下江南曰《望钟山》，吴越献国曰《大哉仁》，漳、泉献土曰《讴歌归》，克河东曰《伐功继》，征澶渊曰《帝临墉》，仁治曰《维四叶》，歌中兴曰《炎复》，凡十有四篇，上于尚书省。书奏，诏付太常。然夔言为乐必定黄钟，迄无成说。其议今之乐极为详明，而终谓古乐难复，则于乐律之原有未及讲。

其后，朱熹悼先王制作之湮泯，与其友武夷蔡元定相与讲明，反覆参订，以究其归极。熹在庆元经筵，尝草奏曰："自秦灭学，礼乐先坏，而乐之为教，绝无师授。律尺短长，声音清浊，学士大夫莫知其说，而不知其为阙也。望明诏许臣招致学徒，聚礼乐诸书，编辑别为一书，以补六艺之阙。"后修礼书，定为《钟律》、《乐制》等篇，垂宪言以贻后人。

盖宋之乐议，因时迭，其乐律下不齐，俱有原委。建隆初用王朴乐，艺祖一听，嫌其太，近于哀思，诏和岘考西京表尺，令下一律，比旧乐始和畅。至景祐、皇祐间，访乐、议乐之诏屡颁，于是命李照改定雅乐，比朴下三律。照以纵黍累尺，虽律应古乐，而所造钟磬，才中太簇，乐与自相矛盾。阮逸、胡瑗复定议，止下一律，以尺生律，而黄钟律短，所奏乐声复。元丰中，以杨杰条乐之疵，召范镇、刘几参定。几、杰所奏，下旧乐三律，范镇以为声杂郑、卫，且律有四厘六毫之差，太簇为黄钟，商易位，求真黍以正尺律，造乐来献，复下李照一律。至元祐廷奏，而诏奖之。初，镇以房庶所得《汉书》，其言黍律异于他本，以大府尺为黄帝时尺，司光力辨其不然。镇以周鬴、汉斛为据，光谓鬴本《考工》所记，斛本刘歆所作，非经不足法。镇以所收开元中笛及方响合于仲吕，校太常乐下五律，教坊乐下三律。光谓此特开元之仲吕，未必合于后夔，力止镇勿奏所为乐。光与镇平生大节不谋而同，惟钟律之论往返争议，凡三十余年，终不能以相一。

是时，濂、洛、关辅诸儒继起，远溯圣传，义理究。周惇颐之言乐，有曰："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万咸若，乃作乐以宣八风之气。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淡则心平，和则躁心释。德盛治至，天地，古之极也。后世礼法不修，刑政苛紊，代变新声，导增悲，故有轻生败不可禁者矣。乐者，古以平心，今以助；古以宣化，今以长怨。不复古礼，不变今乐，而至治者，远哉！"

程颐有曰："律者，自然之数。先王之乐，必须律以考其声。尺度权衡之正，皆起于律。律定尺，以天地之气为准，非秬黍之比也。律取黄钟，黄钟之声亦不难定，有知音者，参上下声考之，自得其正。"

张载有曰："声音之与天地通，蚕吐丝而商弦绝，木气盛则金气衰，乃此理自相应。今人求古乐太，始以古乐为不可知，律吕有可求之理，惟德厚者能知之。"此三臣之学，可谓穷本知变，达乐之要者矣。

熹与元定盖讲于其学者，而研覃真积，述为成书。元定先究律吕本原，分其篇目，又从而证辨之。

其黄钟篇曰：

天地之数始于一，终于十：其一、三、五、七、九为，九者，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为，十者，之成也。黄钟者，声之始，气之动也，故其数九。分寸之数，于声气之先，不可得而见。及断竹为，之而声和，候之而气应，而后数始形焉。均其长，得九寸；审其围，得九分；积其实，得八百一十分。长九寸，围九分，积八百一十分，是为律本，度量权衡于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损益焉。（其《证辨》曰：古者考声候气，皆以声之清浊、气之先后求黄钟也。夫律长则声浊而气先至，律短则声清而气后至，极长极短则不成声而气不应。今求声气之中，而莫适为准，莫若且多截竹以拟黄钟之，或极其短，或极其长，长短之内，每差一分而为一，皆即以其长权为九寸，而度围径如黄钟之法焉。更迭以，则中声可得；浅以列，则中气可验。苟声和气应，则黄钟之为黄钟者信矣。黄钟信，则十一律与度量权衡者得矣。后世不知此，而惟尺之求。晋氏而下，多求之金石；梁、隋以来，又参之秬黍；至王朴专恃累黍，金石亦不复考。夫金石真伪固难尽信，而秬黍长短小大不同，尤不可恃。古人谓"谷秬黍，中者实其籥"，是先得黄钟而后度之以黍，以见周径之度，以生度量权衡之数而已，非律生于黍也。百世之下，求百世之前之律者，亦求之声气之元而毋必之于秬黍，斯得之矣。"）